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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直接发生在受众身边的与利益相关的事实，通常都具有新闻价值。这样的事实一般都较为枯燥，所以能够具备新闻价值，因为与受众的利益紧密相关。比如说某人买了某一纺织品方面的股票，关于纺织品的任何动向方面的信息，他都会非常关心。当然，没有买的人不会对纺织品方面的生产信息有兴趣。不管怎样，你要考虑到你所服务的传媒的受众对象，如果他们是股民，跟股市相关的信息可能没有娱乐方面的趣味性新闻价值，但是具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新闻价值。
几年前，著名歌手高枫逝世。各报纷纷报道高枫因何逝世，得了什么病，是否传染等等，大多作为娱乐界新闻处理。但是，《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却在头版发表了一条关于高枫逝世的经济方面的新闻，即高枫是浙江省某行业的广告代言人，他的逝世给这个行业造成了何种损失，使得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得到社会的关注，也给公众增添了经济学的知识。该报记者的新闻价值眼光，值得称道。
第四，事实的影响力越大，影响面越广，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便越具有新闻价值。
这样的事实一般是比较重大的、影响全局或精神上震撼人的事实，比如“9·11”这样的事实，尽管它是局部的，一旦爆发，人们都非常关心，因为它的影响面太大了，能够立即产生影响。在“9·11”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全世界所有的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除外，头条是“九运会火炬传递典礼仪式”）的头版头条都是“9·11”这条新闻，例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埃及《金字塔报》、巴西《环球报》、法国《世界报》、德国《南德意志报》、《赞比亚日报》、沙特阿拉伯《生活日报》等等（图2…1…1—图2…1…10）。这说明，我们的世界同行们，在新闻价值方面是有共同的认识基础的。
图2…1…1 “9·11”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版面
图2…1…2 “9·11”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版面
图2…1…3 “9·11”第二天《朝日新闻》头版版面
图2…1…4 “9·11”第二天《金字塔报》头版版面
图2…1…5 “9·11”第二天《巴西环球日报》头版版面
图2…1…6 “9·11”第二天《法国世界报》头版版面
图2…1…7 “9·11”第二天《南德意志报》头版版面
图2…1…8 “9·11”第二天《赞比亚日报》头版版面
图2…1…9 “9·11”第二天沙特阿拉伯《生活日报》头版版面
图2…1…10 “9·11”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版面
第五，事实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越近（兴趣、生活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济收入、民族或种族或宗族的心理距离），便越具有新闻价值。
我们每位新闻从业者服务的传媒是不一样的，传媒形态不一样，版面、频道也都不一样，你对事实的选择标准会有所不同。假如你服务的是老年群体，他们可能对健康方面的讯息更关心；如果是女性传媒，可能对烹饪、服装等更感兴趣；而足球报刊，则是专门为球迷服务的。在选择事实加以报道时，要考虑事实和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综合性传媒报道的新闻，比如北京地区的《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晨报》等等，更多考虑的是“地域”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凡是发生在北京的事实，比较重要的、异常的、发生概率小的，都在它们的报道视线之内。同样一类事实，比如一个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死了5个人，如果发生在纽约，北京的报纸能上报屁股就不错了，但是若发生在北京当地，有可能上头版，这就是生活地域造成的新闻价值标准的心理差异。因为生活地域不同，受众与所发生事实的心理距离不同。我生活在北京，当然更关心我身边发生的事实。
教育程度和专业、经济收入、民族或种族或宗族的方面的事实，受众与之的心理距离，道理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六，越是著名人物，其身上发生的事实，越具有新闻价值；越是著名地点，那里发生的事实，也越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
这是由于明星崇拜心理，或是对著名地点的知悉而产生的关注意识，或是对故土的依恋、怀旧心理造成一种价值判断。
前一点，著名人物身上发生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不用多说，而且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分了，不停地挖名人隐私。但是后一点，我们忽略了。同样的事实，发生在无名之地，不是新闻，发生在著名的地点就有可能成为新闻。在报道中若突出这个著名地点，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抬升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这一点，我们在报道中需要充分利用。
抗日战争50周年的时候，我帮《人民日报》看稿子，收到了一篇来自台儿庄的稿子，题目叫《台儿庄邮电局长学电脑》。当时社会上正在大力做《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广告，“台儿庄”这个名字大家都开始熟悉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集团化地战胜日本军队的战役，李宗仁指挥的。那时全国邮局都在为普及电脑做准备，台儿庄是枣庄市一个县下的区，这个区的邮政局长，可能也就是个科员，作者是刚参加工作的办事员，他觉着“局长”这个顶头上司很重要，所以稿子的标题强调局长学电脑，其实所有邮局工作人员都得学电脑。鉴于台儿庄这个重要的地点，我给作者回了封信，告诉他：不要突出你们的局长，你们局长身上没有新闻，你要突出你们的地名台儿庄，这个地名是含金的。这篇文章的思路要这样写：当年的抗日战场，如今迈进了信息化的门槛儿。全国所有邮电局的工作人员都在学电脑，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但是，你们“台儿庄”这个地名值钱，要通过突出“台儿庄”的地名，来提升你们这件本来没有多少新闻价值的事情。这位作者很热心，很快就改好寄来了。我没有发稿权，而且时效也有点过了，就把稿子发在人民日报的培训中心的报纸《新闻理论与实践》上了，我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明什么叫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中的这条，即著名地点发生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可以在地点上做文章。其实这种现象媒体上经常有，比如说，每隔几年，媒体上会报道一两次大寨，其实大寨发生的那些事儿，各个村儿各个屯子都发生过，你若报道一个无名小村做了一件全国各村都在做的事情，一定没人看，如果报道大寨，就有人看了，包括我自己就看。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大寨太有名了。往往看完以后叹口气，觉得没什么新东西，但下次新闻标题上出现“大寨”这个地名，还会去看。对著名地点的熟悉，从而产生了关注意识，或者这个地点正好是你的故乡，对故土的依恋心理会让人不由地要看看。
到此为止，前面强调的所有的事实，发生的频率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媒体每天都要出版，广播电视每天每时都要播出，到哪儿找那么多适合报道的东西呢？下面一条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七，凡是含有冲突的事实，多少都有新闻价值；内含的冲突越大，越具有新闻价值。
一般说来，和谐等于平淡，冲突表现为竞技、论战、商业竞争、外交斡旋、战争等等，有分歧、有冲突，便能够激起平静之水的涟漪。冲突在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存在，平常你抓不到重大新闻，你就抓有冲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到处都有。
“冲突”最简单、最普通的表现形式是竞技，这是一类人为的冲突，虽然是人为的，比如体育比赛，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暂时不会有结果，于是就有了对信息的期待，加上体育比赛带有一定的表演性，于是体育新闻现在越来越热乎。在和平时期，它是一种人为的冲突，很有新闻价值。甚至一些娱乐节目也要人为制造一些冲突，几个嘉宾坐在那儿竞赛一下，看看谁得多少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最后谁得多少分，需要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来造成冲突，结果具有一定的悬念。
司法事实为什么通常具有新闻价值？它是一种遵循严格规则的社会冲突，虽然有的官司很小，但再小也是一种冲突，只有大小的差异。寻找各种一般性的“冲突”，这是在没有重大事实发生的时候，传媒需要运用的一个最平常的衡量标尺。
“冲突”的第二类表现形式是论战。论战是思想冲突、观点冲突。做编辑的人，要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一个事实发生了，可能消息只有一个豆腐块那么大，但是这个消息可以通过编辑的组织，形成一整版的报道。例如讨论某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认识和解决等等，其中存在种种分歧，这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就有报道价值。
有一年，《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北京市发生的一个被称为“天价葡萄”的案件。四个民工半夜翻墙到一个科研院所，偷吃了科研院所研究种植的葡萄新品种，吃够了还不甘心，把几乎所有的葡萄都摘了，一共带走了30多斤。这个科研所报了案，这是人家种了9年的科学试验的成果，当年投资40万元，现在价值至少100多万元。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同时，编辑们组织了一整版的讨论：四个民工偷吃了科研所的葡萄，犯的是什么罪？应该如何处罚？因为这类的事情没有先例，也没有明确可以援引的法律法规，各位法学家、律师的观点发生分歧，观点的争论本身就是一类冲突。一般情况下，民工们的行为属于小偷小摸，行政拘留几天也就够了。但是他们造成了科研所上百万元的损失，那时一百万是个很大的数目。参加讨论的法学家、律师，还有其他相关人员，各自谈自己的观点。有人说，只能行政拘留几天，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以援引；也有人说不行，因为科研所损失太大了，得找个法律条文给他们判罪，于是找出一个刑事罪，即“破坏生产罪”，这样的话，这几个民工得判几年刑。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报纸编辑的新闻价值意识，值得称道。
后来类似的版面挺多的，比如，警察抓了一个吸毒的女性，这个女性对派出所所长说，家里有一个三岁的女儿需要关照。派出所所长打了一个电话给当地的片警，片警去了那个房子，敲敲门、围着房子转了一圈没见有人反应，就回去了。工作一忙，把这茬事情忘了。结果，这个三岁的女孩被反锁家里活活饿死了。这是一个很恶劣的渎职案件，当然具有新闻价值。事情报道了之后，编辑又组织了一整版的讨论（法治版），讨论这几个警察犯了什么罪。我很忙，很少认真看报纸，但这个版我从头到尾看下来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论战里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观点，人们爱看。这是平常可以经常利用的一类冲突。
照理说，学术不是新闻，但是争论本身也多少会吸引人，我就曾被卷入了一场论战。有一年除夕，我接到四川《新闻界》主编何光挺的电话，他说：“我发了一篇批判你的文章，你看了吗？好好看看，能不能写一篇反驳文章。”如果是表扬的，我不会在意，一听说是批评的，就着急了，赶紧找来一看，原来是程天敏教授跟我辩论新闻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人一遇到涉及自身的论战，就本能地想反驳，于是春节我也没过好，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传过去以后发表了。过了些日子，何光挺又给我打电话说：我又发表了一篇程教授反驳你的文章，你看看，是不是再写篇文章过来。我这才意识到，何光挺是拿我当争论的一方，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大家都去看他的《新闻界》杂志。我认为该说的话都说了，没有再写反驳文章。不过，我很佩服何光挺，这是一次学术争论，还不是新闻，他就能注意到利用冲突吸引大家的眼球，何况我们平常的新闻呢。
第三类冲突，就是商业竞争了。这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发生的、能够抓住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的传媒对商业竞争不大重视，报道出来也不好看。或者不懂新闻职业规范，站在商业竞争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处于客观的中间立场。商业竞争包括国内竞争和国外竞争，这两个方面我们报道得都不够好。在与国外的商业竞争中，我们往往过分看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恐怕不行。商业竞争就是商业竞争，美国和欧洲挤兑中国的商品，这样的事情不应拉到民族主义的层面来报道，整个报道的角度要适当，要从商业冲突角度报道。
第四类是外交斡旋。这是一种和平的冲突，既然是一种冲突，自然有新闻价值，因为在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