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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银行的运作方式就是通过发行股票和从一系列存款人手中借入资金，先增加负债，然后发放贷款，增加资产，通过低借高贷，赚取利润。
现在要阐述一些重要内容。银行的价值是多少？这也相当简单：资产与负债的价值之差。换句话说，就是银行的资产额减去负债额。按银行业内的说法，这个价差是银行的“净值”，也被称为“股本”或股权。它属于某些人：银行所有者、股东或那些有银行资产剩余索取权的人。银行的存在主要依靠这些股东，他们或是在银行初始建立时就投入了资金，或是在增发时买入了股权，他们以红利方式分得银行赚取的各种利润，还可从银行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银行是如何陷入金融危机困境中的。我们先来观察，当银行不能再借钱，或借钱要付出昂贵成本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会如何。当存款者产生恐慌要取出他们的资金，或其他银行拒绝给该银行提供展期贷款，或无人购买该银行的债券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此次危机中，美联储找到许多巧妙的方法让银行借到钱，同时确保借钱给银行的人，不会损失他们的资金。政府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部分，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补充了资本注入的权益要求权规定，为存款负债提供了大面积的担保，为无抵押银行债务提供全额担保等。
但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会怎么样呢？美联储全力以赴地在使银行的借款保持畅通，但如果银行的资产价值每天都在贬值，那么银行资本或净资产也还是在下降。当银行的负债超过其资产时，银行净值为零。这就是资不抵债，或者叫破产。
随着此次金融危机的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价值开始缩水。其中一些是贷出去却已成坏账的资产，另一些是抵押贷款和其他种类贷款的证券化产品。由于业主拖欠偿还按揭贷款，其中的损失影响了整个金融链条。从贷款到本地房地产开发商再到抵押债务，有关价值都开始下降。随着这些资产价值的下降，剩余股本价值也萎缩了。
因此，美国和欧洲的银行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或者资本。最初，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对它们施以援手，购买了其新发行的“优先股”。虽说这些股票的名称如此，但是投资者并未被赋予投票权利，而只可以得到银行目前和未来利润中的一定份额。资金流进银行的库房，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恢复了健康运行的状态。但随着资产价值的继续下降，银行被迫通过发行股票使私募股权公司获取更多的资本。不过，这还不够。在2008年秋季，银行资产价值继续下降，没有人再有兴趣向银行进行任何注资了。
在这个问题上，政策制定者有很多选择。他们本可让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银行控股公司和经纪公司）破产。随后，银行通过或不通过法院进行重组。或者，启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程序。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当危机发生时，一些银行的无担保债权人，例如债券持有者，同意将银行欠他们的部分资金转换为银行的股份或股权。这些“债转股”不是真正的公平交易，但它比一无所获好得多。一旦银行恢复营业，那些借钱给银行的人，将得到一大笔收益。银行能够恢复营业，因为它的债权人豁免了其一部分债务，它的负债下降到与资产相当的水平。于是银行有了一些资本用来恢复贷款业务。
这种方法相当于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坏银行”倒闭、重组、重生。如果由联邦政府单方面宣布某些银行破产然后接管它们，将其安排在政府确定的受托人的监护下售出优良资产，处理掉不良资产，并重启银行业务，也会获得同样的结果。这是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处理银行危机的“国有化”方法，美国运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接管了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它是一家在储蓄和贷款危机前破产的大银行。
但是此次危机中，这些方法都没有被采纳。雷曼兄弟倒闭后，使债券持有人承担一些损失的想法失去了吸引力。财政部选择使用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得的约7000亿美元资金购买银行股权从而“注资”给银行。最大的受益者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高盛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巨型银行，它们都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其他几百家规模较小的银行也在排队等待政府援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更进一步地说，是美国的纳税人，最终成为了一部分金融机构的所有者。
这相当于部分地对金融体系进行国有化。伴随着其他救助计划的实行，长期成本不可估量。在写这本书时，多数大银行已经偿还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政府已从中脱离出来。另一部分包括小型的、地区性的银行仍依赖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它们也许永远不会偿还资金，这将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对于那些尚未还款的银行，主要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良资产继续贬值，给它们未来的财务状况投下了阴影。政府将不断扩大它在银行的股权，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银行资产的基本状况，甚至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有毒资产
对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危机开始时就从未中断。只要贷款继续出现坏账，或者贷款的证券化产品继续贬值，银行就无法或不能继续提供新的贷款。为了避免银行在这些有毒资产中殊死挣扎，决策者提出各种建议，多数建议的目标都是剥离和处置掉这些资产，从而将银行解救出来并恢复开展业务。
最好的提议是对银行作根治手术。这就要将一个问题银行拆分成两个：一个“好银行”，包括所有可靠的资产；而另一个“坏银行”，承接其余所有不良资产。“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吸引资金和资本，并恢复营业。为了使不良资产顺利剥离，银行的股东和无担保债权人需要将一定比例的损失放入“坏银行”。接着，“坏银行”将被私人投资者经营，他们希望能从资产清算中获得利润。
这种模式在1988年被操作过一次。
悠久的梅隆银行（Mellon Bank）在房地产和产业贷款业务上出现了大量坏账，陷入了困境。通过从投资银行融资，梅隆剥离了它的可疑资产，并将之存进一家名为格兰特街的国民银行（Grant Street National Bank）。风险偏好型的私人投资者为这家新机构注资，员工们去集合不良贷款，清算资产，以使投入的资金获得最大的回报。甩脱了不良资产之后，重生的梅隆银行在短期内站稳脚跟，吸引资金并开始继续发放贷款。而格兰特街国民银行在1995年完成了它的工作后关上了大门。
上面的方法无疑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另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像原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那样，政府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价格通过一个“反向拍卖”程序来决定，其中出售方对剥离具体资产喊出他们能接受的最低价。这个方法类似于政府对特定项目的招标。在理论上，投标人之间的动态竞争有助于标的物价格的下降。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是人们对这个制度能否真正合理地评估资产价值存有争议。银行参与拍卖过程，完全有理由抵制价格下跌太多。银行可能与其他投资者合作或勾结，确保避免价格暴跌情况的出现。另外，很多资产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非常独特，只能被极少数的银行持有。这严重削弱了“反向拍卖”的定价能力。由于这些原因，政府最后可能会为这些资产支付高价而导致重大投资损失，最终等于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了银行错误的投资决策，这种损失可能会和银行救助成本相当。
还有一个办法是政府与经营不善的银行形成一种保险合作伙伴关系。比方说，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原来价值约500亿美元。在操作过程中，银行会同意支付一些将来可作抵扣的金额，例如，银行在处理损失上先花30亿美元，政府负责额外的470亿美元损失。这相当于银行预支30亿美元，并获得政府担保，作为交换银行要向政府支付保险金。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在银行全部损失等于或超过30亿美元之后，政府也可以获得银行的股权。
这种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采用，而在美国，政府也担保了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数千亿美元的减值资产。那么，在实践中它是如何实施的呢？
例如，在美国银行的案例中，不良资产池中的资产总计达1180亿美元，扣减金额为100亿美元。在经过了预支步骤后，美洲银行摆脱了困境。当然它要按损失金额的10％缴纳“共同保险金”，政府承担其余的90％。作为回报，政府获得银行的大量股权。
“反向拍卖”的方法虽好，但政府补贴私人银行的做法也隐藏着风险。在美国银行的案例中，政府其实是假定无须为美国银行所支付金额部分以外的损失提供保险，但是如果为这些损失作保的成本超过了政府从这桩交易中的所获得的收益，最后的结果将是与政府高价购买不良资产相同：政府在这个交易中损失了资金，资助了私有银行家的错误决策，纳税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
目前，还有另外一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方法。它的基本思路是政府资助那些购买不良资产的个人投资者，以使不良资产从身陷困境的银行中转出。这就是“公私联合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也被很多人称为“Pee…Pip”。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公私联合投资计划
该计划开始实施于2009年，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是所采取的方法中最无力的举措之一。1万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被提供给那些愿意购买有毒资产的个人投资者，政府同样也采取这种措施把资金提供给机构投资者。
不幸的是，这些政府低息贷款是无追索权贷款，这意味着，若事情发展不利，投资者可以转身离开而不受任何惩罚。在实践中，投资者受到充分的激励，投标价被抬高。毕竟是政府在为购买资产提供资金援助。如果这是无法回收的投资，最终政府将受困于这些不良资产。相反，如果投资顺利，私人投资者将获得所有的荣耀和利益；如果投资不顺利，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纳税人将承担着财政负担。
到目前为止，“公私联合投资计划”没有吸引太多投资者，主要是因为政府以另一种方式成功地资助了银行，即批准银行放弃按照市场公允价值评估不良资产的规则。多亏这项干预，使得银行可以把不良资产的价值提高到远高于理性的评估价值的水平。这就像把口红涂到猪嘴上，但只要资产可以被高估以实现账务目标，银行便很少有兴趣管它们。
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但其中剥离不良资产进入“坏银行”的方法就比较好。这个方法将困难留给了个人投资者而使政府成本最小化，它也守住了道德风险，给重生的银行提供了很多促进其重新开展贷款业务的激励措施。但是，它需要投资者承担损失，这迟早会令他们感受到痛苦。当前，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并不愿意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把垃圾资产一脚踢开只能使银行慢慢陷入僵化，变成依赖公共信用的僵尸。
回顾起来，这种依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各国政府一次次地抛出救生圈，把资金注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扩大存款保险规模。它们甚至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以阻止肆虐的市场力量损害贷出方。它们使中央银行花巨资买进失去流动性的银行资产，为银行兑换安全的政府债券。所有这些措施都在被同时使用，在美国，政府仍在为一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做着担保；而最终将会直接或间接地购买这些资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对金融体系实行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干预。不幸的是，在决策者遇到的所有难题中，救助金融体系比培育真正的复苏要容易得多。
救助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初，金融危机带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无情地交替循环。在美国，成千上万家银行倒闭了，3/4的房屋所有者拖欠着抵押贷款，失业率飙升。罗斯福新政姗姗来迟，经济停滞不前。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直至后来战争发生，一部分经济迎来了复苏，一部分则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没有让事情失控，而是发动了“震慑与畏惧”性的措施来应对危机。领导者废寝忘食地研究大萧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