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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一品-第6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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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一开始,西方被我们落得实在太远,但我们等了人家一千五百年,他们就是属乌龟的也追上来了——因为人家没有罢黜几家独尊一家,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衣钵有后,并发扬光大,形成系统的学科,最后连教廷都奉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人质疑……虽然这本身就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但只要他的学说存在,便会催生出一代代追求客观真理的勇士,最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沈默当然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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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便是解决形而下的问题,按照沈默的认识论:这个世界的运行,有其巨大的惯性,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什么的,但借助天时地利人和,抓住要害处用力,时间久了,是会看出效果来的。

在沈默看来,现在就是那个时刻……随着王阳明以它途成圣,使朱元璋强行竖立起来的程朱理学,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其实在南宋时,主流便斥理学为伪学,只是后来朱元璋以皇权强行将其扶为正统,暨科举考试指定教材,才树立起它的权威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历史绝大多数是由少数精英创造的,我等草民在幸运的时候充当背景,不幸时候充当工具,仅此而已。

但王阳明成圣,心学大兴,对理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且理学‘从天理、灭人欲’的格物之法,也已经不符合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享乐社会的要求,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而心学的兴起,虽然是最纯粹的唯心主义,但它最可贵的地方,是反权威随心而动、随意而行,给朱元璋窒息了的华夏民族,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

更有甚者,王学中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以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一群怪物,更是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那都是假道学;什么圣人之言、那都是放屁;什么三纲五常,那都是扒灰的人才能想出来的。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事实上,封建礼教也渐渐松弛了,十年前,女人离异再嫁,还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似乎也没什大不了的:沈默更切身的体会是,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各种艳丅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沈默就是后者中的一员。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在老道学们,大明将要礼崩乐坏,无可救药,只能一边摇头嗟叹,一边偷看《肉丅蒲团》;在享乐者看来,这是一场将要举行的盛会,需要做的是尽情狂欢;而在沈默看来,这是历史给予的黄金机会,要抓紧一切时间,将科学的根基楔进大明王朝,相信随着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人们会有越来越多元化的选择,其中必有希望之花,盛开的土壤。

而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西学为起点呢?除了西学更系统、更完善之外,还因为人们对外来的学说,总还抱着好奇的态度,不那么抵触,其实荀子的朴素唯物思想,墨子的朴素逻辑思想,已经足够用了,但真要把这两位搬出来,必会引起无谓的门派之见,然后演化为意气之争,最后只剩下吵架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只是因为他山的石头硬,还因为本山的石头,会把玉敲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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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不难,但从这么厚厚的一本目录中,找出需要的那一本,还是费了沈默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在第二百五十页上,找到了那个名字。指头在上面点点头:“就是这本!”

“Logica?”陈鹤轻声道。

“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沈默斩钉截铁道:“它可以补充我们东方哲学的缺陷,而且本身的噱头也好。”

“好在哪?”众人好隶问道。

“稍一修饰,便可以将其包装为格物穷理的工具书。”沈默笑道:“我要是说,这本书讲述了格物致知的基本原则,你说会不会引起轰动呢?”

“当然了,都格了一辈子物了,还没点头绪,当然希望有指路明灯了。

“陈鹤常年参加各种文人聚会,知道大家的兴奋点在那里:“不过,逻辑学,这个名字不太像理学方面的书。”

“那就改。”沈默想想道:“叫《名理探》如何?”

“名理探?”几个靠他近的同时出声道。

“对!”沈默点头道:“宣传词我都想好了——世人皆欲得圣贤之道,然多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今有西哲亚里氏《名理探》若干卷,可使世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

第十一卷 严东过尽绽春蕾 第七三六章 润物无声 (上)

为何沈默如此重视逻辑学?

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在已知的基础上,获得未知的知识。如何从已知正确的揭示未知,就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一方面导源于古希腊发达的辩论术,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当时最盛行的几何学,他关于科学证明的论述正是从几何学的证明中抽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体系,先天便带着数学的严密性和可靠性。

利用逻辑体系,可以把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看作一个命题系列——由一系列无可争议的真的陈述语句组成。而它们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命题,即公理,比如‘过相异两点,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第二部分是一些根据公理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即定理,比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和’。需丅要用根据公理,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

所以逻辑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从公理,科学推导出定理的学科亚里士多德显然业已认识到,这个脱胎于几何学的新学科,是一个崭新而严谨的新领域,此后便致力于完善和建立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对概念和范畴、判断和命题、证明和谬误等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将著述命名为《工具论》,意思是论证学问的工具。

他将对学问的论证,分为‘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和‘从普遍到个别的演绎’两个过程。他肯定前者,认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的,也便于学习和使用;但是更着重研究和总结的是演绎推理,并总结了推理的三段论法,简单说便是‘如果甲是乙,且乙是丙,那么甲也是丙。’

这个看似简单的推导过程,其卓越意义在于,将人的思维推理过程总结成这样一些抽象符号,更便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研究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且他系统地对论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谬误,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发生谬误的情况,这对于教给人们进行严谨的思维推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是客观且经得起考验的它既具有经验基础,同时又独立于经验——是依赖于公里、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而且这种真理的本质也是普遍必然的,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真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新途径,即我们还可以通过逻辑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性认识,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

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才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模棱两可与诡辩之中,比如俗话说‘量小非君子’;可俗话又说‘无毒不丈夫’!又比如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再比如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可俗话又说:‘高处不胜寒’……

真是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沈默也经常跟人调笑,说有三个人绝对不能相信,分别是‘俗话说’、‘圣人曰’、‘有道是’,不然后果自负。但这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我们整个民族缺乏逻辑的悲哀,正因为没有逻辑,才让这个国家的是非对错,是那样的模糊。

而我们知道,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要追求真理,就必须客观严谨,排除一切主观干扰,来不得一丝马虎!这就是为什么华夏的文明在一千五百年前便注定衰落——罢黜百家,扼杀了荀子的唯物学说,便扼杀了客观;独尊儒术,埋葬了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就埋葬了严谨!

没有了严谨和唯物,哪里有科学生长的土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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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讽刺的事实是,比亚里士多德早几十年,墨子便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逻辑体系。在《墨子》中,六篇论述组成的《墨经》,与其他各篇性质不同,其主要内容不是政治伦理学说,而是科学定义和理论,可以使人通过逻辑方式,树立正确的观点,反驳错误的观点。

而且墨子的学说,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巨大,与儒家并称为儒墨显学,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广为人们接受;反倒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并不是当时最流行的认识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七八百年间几乎失传。

但此后二者的际遇令人渭叹,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墨家思想被彻底抛弃,再也没能兴起;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却由于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圣徒阿奎,将其作为他的基督教理论的基础,它才重新注入了西方文化,并终于得到重视。

从那以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但这并不能改变,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两千多年中没有人再对逻辑学,做出任何重要贡献的事实……其波折的经历,也再次证明了,少数精英对历史是具有决定性的。

现在沈默就是要借助这位西圣的力量,来重新唤醒沉睡千年的科学精神。根据他前世的记忆,在西方思想引进后,粱启超、胡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墨经》,才让世人明白,我们祖先的逻辑和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有多么先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复制胡适和梁启超的方法,显然比让墨子的学说重现天日,难度要小得多;但全盘西化不是他的目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中国重现先秦之争鸣,焕发勃勃之生机,获得无限可能之未来……姑且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吧。

当然沈默知道,儒家理学积习已深,人们的观念不可能因为某些方面的冲击,而遽然改变;倒是这种舶来的新学说,很可能未发生影响,便消灭无闻。要想避免这种可能,就必须使其披上理学的外衣,取名《名理探》,以理学工具书的画皮示人只是其一。

沈默又嘱咐陈鹤,这本《名理探》的措词用语,必须由其亲自把关,在外国学者将其译成中文后,陈鹤要再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为其重新润色,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使其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

但他提醒众人,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含糊其辞、偷换概念,必须反复琢磨,字斟句酌,必须以,只字未妥,含毫几腐;片言少棘,证解移时,的一丝不芶的翻译作风,来对待这一部本身就深奥艰涩的哲学著作。

最后他又提出了对这本书的深切厚望,对众人道:“此学实乃百学之宗,乃订是非之磨勘,验真伪之砺石,是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诸君之努力,必为广开华夏百学之门,随此书永垂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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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陈鹤还想请沈默定一下译书计划,现在也不用了,因为根据目前的人力,按照沈默的标准,想把这套大部头译出来,最少需要三年时间;这三年里,整个通译局都不用干别的了。

沈默并不在乎,反而对陈鹤保证,将会再为他增加专业人手,全力以赴打造这套《名理探》!

整个布置过程中,几个西方学者十分惊诧于这位年轻大人对西方哲学的栓熟,他们暗暗觉着,这似乎是位圣贤与先知般的人物,心中满是崇敬之情,所以在沈默问他们话的时候,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丝毫隐瞒。

当把任务布置完成,沈默突然问那两个来自英国的学者道:“贵国的女王登基几年了?”

马慕东和文光明想了想,道:“女王陛下是西元一五五九年加冕,换算成大明的历法是……”

“嘉靖三十八年。”还没等他们算明白,沈默已经有了答案道:“五六年时间,权位已经巩固了吧?”

“应该没是这样的。”马慕东恭声道:“在我们离开英国那年,女王陛下颁布了‘至尊法’和‘单一法令’,规定国王同时是国家和教会的最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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