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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黄以恒的话还有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话，赵根苗的话则根本没有辩证法的意思，而且几乎是毫不含蓄地要求将黄以恒重点扶持的啤酒厂停产，黄以恒春天在全市工业会议上就强调过，国企改革要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要扶持一些重点企业，要保住支柱性的产业不能放松，赵根苗的话很显然已经在跟黄以恒唱对台戏了。
黄以恒平静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情绪和不满，他手中转动着红蓝两色铅笔，说了一句：“根苗同志的意见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这是最基层最真实的声音。下面还有谁再谈谈自己的高见。”
按说下面应该是宣中阳发言，宣中阳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发言，沉默了好几年的郑天良却站了出来，这使许多人就像吃烤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红色的烤鸭从盘子里站了起来而且发出嘹亮的叫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郑天良将手里刚抽了两口的香烟按灭在烟缸里：“我来说两句”，郑天良半路杀出，大多数人都在惊愕中皱了一下眉头，他们相信郑天良人嘴里吐出来的肯定是狼牙，因为郑天良压抑了这么多年，总算等到了工业区四面楚歌的这一天，然而，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他们像面对一串几百年前的密码一样无法破译。郑天良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似乎早有准备，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调研，这几年也没分管工业，但我对合安的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我认为黄市长对合安的分析与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县委县政府应该发文全面学习和贯彻黄市长调研期间对我县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把黄市长的讲话精神贯彻到我们的思想中，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全县的干部群众要以黄市长这次调研为新的起点，全面开创合安经济的新局面。抓大放小是一个原则，就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不能动摇，我们即使再困难也要保证啤酒厂的正常生产，不能将我县的标志性企业停下来，停下来不仅影响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更是违背了黄市长年初在全市工业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性方针，所以我不赞成啤酒厂停产。困难是暂时的，工业区和啤酒厂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经济改革潮流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连啤酒厂这样的企业也任其自生自灭，要政府干什么？就是要办大事，抓实事，攻难事，回避困难等于是临阵脱逃，我认为如果形势好转后，工业区的其他企业都要重新运转起来，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黄市长的直接关心下，我们的工业区一定会再创辉煌。”
《放下武器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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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的话像一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了，赵根苗书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郑天良，田来有副县长目的很不明确地朝郑天良笑了起来，而郑天良却专注地看着黄以恒的表情，黄以恒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郑天良为这样一次公开的表态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他知道这样的表态使自己几十年来所捍卫的某种原则彻底报废，但如果报废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他必须硬着头皮粉碎自己，这是一种就着蜂蜜咽下苍蝇的感觉。屋外的阳光很猛烈，郑天良面对着空调，脸上还是冒出了一些汗来，这使他的平静的脸色逐渐歪曲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夸张表情，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想到黄以恒居然对他的讲话没有一句评价。郑天良重新点烟的时候，打火机与烟卷之间差之毫厘，以为点着了，但嘴里吸不到烟味，如此反复三次，火与烟才真正亲密接触。郑天良贪婪地吸了一口烟，烟雾笔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烦燥开始平息。郑天良相信，他的这番话不可能不触动到黄以恒内心，只是黄以恒作为市长从来都是镇定自若，不轻易流露出情绪罢了，这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郑天良就对自己的这番话有了一些把握。他觉得黄以恒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心悦诚服，并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诚意地向他示好，总比与跟他唱对台戏要好。因而郑天良耸了耸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脸上更加合理地平静起来，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剥光衣服一样。他觉得背叛意志比背叛肉体还要容易些。
宣中阳是跟在郑天良后面发言的，他所讲的话等于是将黄以恒的话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注解或翻译，他强调指出黄市长来合安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对合安县的关心和支持，是黄市长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合安县干群开拓进取战胜困难深化改革的前进动力，在谈到具体改革方案上，他坚持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并理清了产权关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改造中，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政府放弃了控股权。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没有前景的小企业干脆就卖掉，根据投资比例，分清债权债务，政府帮助投资者处理好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优化投资环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转让股权中必须保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政策底线，如果中小企业改革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我们就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和大款们服务了。另一个原则就是抓大，这个大一定要抓住，工业区内的七大企业是我县国企的象征，无论是采取合资合作或股份制产权转让，都必须坚持由政府控股，这是主权问题，小平同志讲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如果我们连大企业都卖光了，我们就等于是败家子，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对碧源啤酒厂要实行政策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发动全县城乡人民喝我们自己的‘碧源’啤酒，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各机关单位事业团体，将啤酒任务与党政干部的考核与考绩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扭亏解困的目标。”
田来有也说了与宣中阳同样的话，人大主任乔岸与宣中阳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厂除了要扶持之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积极开拓市场，想办法引进外面的资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团，用人家的品牌。调研会很快就开成了表态会，除了书记赵根苗一个人外，意见惊人一致，即工业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体面地有尊严地办下去，合资合作都可以，但绝不出卖主权，标志性企业碧源啤酒厂不仅不能停产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黄以恒是不需要表态的，这既是他调研后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级对他态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彻，和平年代当领导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呼风唤雨上，而是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能否及时心领神会上，这种心领神会就像爱情一样含蓄而美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心有灵犀，水乳交融，所以说那些看上去咄咄逼人吒咤风云的人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肯定当不了大官。
黄市长最后总结性的发言当然也不会表态，尤其是对敏感的工业区七大企业。他先说了这次调研很成功，收获很大，听了大家的话以后，很受启发，回去后他要将一些具体的情况与体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然后再拿出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来，他最后说了一句：“市县两级重点扶持的碧源啤酒厂今年亏损部分市里补贴两百万，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我回去后让资金立即到位。”
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尿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