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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那你就好好复习吧，好好复习好好考，肯定能上榜。”他语调比刚才还要平静，“去外头看看也挺好，就是我听说上海现在交通挺麻烦的，人多车少，你出门什么的，多注意着点儿。”
“行，挤不上车我就走着。”
“可走着多热呀，南方还潮，闷热闷热的，你多准备点儿藿香正气水什么的，别中了暑。”
“哎，我买一盒带着。”
“一盒可不够，还是多准备点儿吧，还有，上海话你听不懂，找宿舍里的人多学着点，也别一张嘴就是京片子，儿话音太多了怕招人烦。”
“没儿话音不成大舌头了吗。”
“别打岔，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上海饭菜估计偏清淡，你要是口重就自己带点儿咸菜过去。”
“在火车上就捂馊了，我下车再买。”
“也行。对了，还有，你到了那儿可别见天儿光膀子，这习惯南方人估计受不了，你热了就忍着点，实在不行”
“我就跳黄浦江里泡着去。”
“你就没正经吧你，我是说你要实在热，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脱了凉快凉快，别在大马路上”
“川川，川川，你等会儿。”我抬手止住了他下面要说的话，却不知道该对他说点儿什么好，好一会儿，我才开口，“我怎么着都能过，就是你”
“我怎么了？”
“你那个你得多注意着你自己，再过不到俩月你也该上班儿了吧？到时候可千万留神，单位可比学校复杂多了。”
“行，我知道了。”他点头，然后看着我，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怎么着，这小子目光闪烁中有种别样的感觉，他看我的眼神有点让我心里打鼓，有点让我血液沸腾。
“那个那什么”我有点语塞，眼睛也没法从他脸上离开了似的，直到他收回视线，转过脸去，我才觉着松了口气。后脊梁渗出汗来，又被夜风吹得一阵发凉，我从脚边抄起一瓶小香槟，那后槽牙硌开了盖子，然后递给他，“喝一口。”
“就一口？”他瞪我。
“不是不是，一瓶都是你的，要不够那我这瓶也是你的。”我把另一瓶提起来朝他晃了晃。
“成，都是我的。”他笑，然后举起瓶子猛喝了几大口。
黑暗中，我看不见他上下滚动的喉结，只能听见清凉液体灌进喉咙的声音，把手里那平也打开，我没有喝，只是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看着护城河水泛着月光。
“川川，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我问。
“哪年？”
“就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余震到了北京，咱在外头搭抗震棚的时候。”
“哪儿能不记得，我还跟你偷过别人家的木头呢。”说到这儿，他笑出声来。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知道以后光骂我了，说是我教唆你，你小子还跟一边儿假掉眼泪。”
“谁假掉眼泪了？我那是真哭，我替你委屈呢！”
“哟，还真没看出来。”
“废话，那时候刚多大，你懂个屁啊。”
我笑，我点头，但是没说什么，对啊，那时候的确什么都不懂，于是快乐也好，悲伤也好，都显得格外单纯，而实际上，那个年纪快乐总是多于悲伤的，什么都不用想，只要尽情享受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自由与轻松就足够了。
“那时候多幸福。”我感叹。
“现在也挺幸福的。”他反驳我，然后强调，“真的，好多时候我都觉得现在也特好。”
“是吗”我吁了口气，“可能吧。”
“嗯。”他应了一声。
“哎，我一走一学期，你想我了怎么办？”话有点突然，但我当时就是想问。
“我想你？我哪儿有工夫想你啊，你先琢磨琢磨要是你想我了，你该怎么办吧。”他口气挺狂，话说得也挺大声，可惜不够流畅，我听出来了，颤音比刚才还明显。
“我要想你了就给你打电话。”
“长途？你疯了？”
“那我跑回来呆两天再回去。”
“有那么一回你就得让人家开除。”
“不至于，大学不严。”
“行了你饶了我吧，写信就行了。”
“我字儿太难看了。”
“就是因为平时缺乏练习。”他下定论，“多写写信，说不定四年下来就能出本儿字贴了。”
“我看能出本散文集是真的。”我说，“还得分上中下三卷，精装，有木头盒的那种。”
“哟，你写信能有散文的水平？”他朝天吹了个口哨。
那天晚上，我们很晚很晚才回去，但周小川没住在我家。
直到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我还会想，他不去我家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不是怕影响我看书，而是怕自己暴露在日光灯下会让我看出来他哭过。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打心眼儿里确定那天晚上周小川哭了，唉，其实，我也挺想哭，可又一琢磨，那哪儿行，我要是掉眼泪，他还得反过来安慰我，那这叫什么事儿啊？好歹，我也是自诩为周小川保护者的，怎么能比他还脆弱。
我也笑过自己，不就是上南方上大学去嘛，干吗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一放寒假，我肯定连夜坐火车赶回来，他周小川要是敢不去站台上接我，我就肯定跟他急，他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走，我就在北京站过夜了，还要在地上静坐示威，他不拉我三次我绝不起来
自己给自己宽心，宽了好几回，我才觉着自己应该没问题了，在后来的复习冲刺和高考那几天，我没有心思胡思乱想，一考完了，等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等接到录取通知，看见复旦大学四个字的时候，我彻底什么都不想了，我像逃难一样，收拾了行李就上了南行的火车，我怕再拖下去我会变主意。
那天，送我到最后的，是周小川。
我们没说什么义重如山的话，也没有什么难舍难分的表现，好像很平常的相互道别，但我知道他在忍着，我也在忍着，却忍不住猜想火车从他视线中最终消失在北京的晨雾中时，他有没有掉眼泪，有没有借着列车轰鸣作掩护哭出声来
那天，我听着火车有规律的噪音，看着窗外的景色从一片一片的黄土地最终变成满眼翠绿的油菜田，南方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脸上，有点烫，有点让我睁不开眼。
那时候，我开始想周小川，开始想过去的种种，开始想最后在站台上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建军，放假了，就赶紧回来，我来接你。哪怕火车半夜进站，我也跟这儿等着你。”
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说点什么回应他，嗓子却突然间发不出一点声音。
一九八八年，是我头一回离开北京，是我头一回离开那条护城河，是我头一回离开家人，也是我头一回，离开跟我摸爬滚打这么些年，一块儿长大的周小川。
我永远记得那年，也永远记得那之前的若干年，我和他之间的点点滴滴，这些记忆，成了在异乡异地生活求学时，我在困难也能撑得下去的动力。
可能有点夸张，但在那时候，我真的、真的、真的这么以为
第二部
我没有对于后来的事情的预知能力。
所以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后来我所作的一切决定，我都不曾后悔。
初到上海的那些日子，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郁闷的了，潮湿闷热暂且不提，但是水土不服这一点我就受不了。从到那儿之后的第三天开始，我就闹肚子，然后类似中暑、头晕、恶心、全身无力的症状就持续折磨了我一个多礼拜。我吃不下饭，因为会很快产生呕吐反应，我睡不着觉，因为躺在原地一动不动尚会出一身汗，更何况翻身。
那段时间，我是真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横尸街头，还跟同屋的人开玩笑，说要是早上起来瞅见我一点儿动静没有，那就肯定是归位了，赶紧给火葬场打电话收尸，大夏天的，别臭了。
这番话逗乐了胆大的，吓坏了胆小的，前者说：“没想到北方人身体也有这么不好的啊，意外意外。”后者说：“你别吓人，要不还是去住院吧。”
“住院？别逗了，我哪儿有钱住院哪，对了，我要是真有个好歹，给火葬场打完电话之后，别忘了给北京打电话，告诉我爸妈”
我还没说完呢就让人给拦住了，有人说我越讲越离谱，有人说我是发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总之，我被他们这么一打岔，后面的话就窝在肚子里了，其实我原本想说“还有一个叫周小川的，也得知会他一声儿”来着。
唉，躺在床上我就叹气啊，我就胡思乱想啊，也不知道那小子干吗呢，对了，可能该去单位了吧？真无法想象那小瘦鸡子一样的身板儿穿上蓝布工作服会是啥样儿，哎，不过也没准会穿白大褂，他们那个厂子不是说是生产农药的嘛，嗯不会戴防毒面具吧？那还真是想起来就能笑死我。
脑子里一锅粥，心里没着没落，胃里任嘛儿没有还愣是翻江倒海，同屋的说，要不你睡靠窗户的床？还能通风，说不定会好一些。我大呼小叫：“通风？风跟哪儿呢？啊？跟哪儿呢？我看没吹着风之前我先疯了，上海根本就没风！”
说实话，我当时够胡搅蛮缠的，这也就是我同屋的兄弟脾气好，要搁周小川，绝对得在我后腰上踹一脚，再在我肋叉子上捅一指，再在我胳膊上拧一把，然后说：“你丫还来劲了？！少跟这儿拿着飞龙当马骑！去给我沿着护城河跑十里地，我就不信治不好你这臭毛病！”
脑子里这么一想，我就觉得那个亲切啊，京腔，京韵，京白，比听上十段儿侯宝林相声还过瘾，可一睁开眼，却还是一口一个“侬”的吴地方言呼拉呼拉往耳朵眼儿里灌。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叫‘侬’不如叫‘你’，你看啊，‘侬’有八划，‘你’就七划，节约了一笔，现在全国一盘棋搞经济，节约就是创造利润。”同屋兄弟们乐得前仰后合，然后反驳我说：“那北京人干吗还在你后头加个‘丫’？不是又多了吗？”我当时就愣了，一口紫菜汤差点儿从鼻子里喷出来。
“别乱学，别乱学，那算脏话，不文明。”努力咽下嘴里的东西，我冲他们摆手。
那段时间，我感觉还不错，最起码和周围的人混得都挺好，想来我适应能力还挺强的，水土不服期渡过之后，奇迹般的胃口大开，晚上也能睡得着了，就是偶尔还会因为想我爸妈，想周小川而小小的失眠一下。
对了，说到这儿，我得纠正我前边儿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我的“上海无风”论，经过沉痛反思和实地考察，我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上海是有风的，而且有时候还不小，但比起北京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沙尘暴时风的威猛我年年经历，数九严寒时北风呼啸掀掉我们家瓦片儿我还记得，看来北方跟南方就差在这儿了。
“我们那儿一刮风就是灾害性的。”我说。
那时候我还算过得高兴，和周围的人交流也还算顺利，虽然有时候还会为了彼此言语中的方言成分讨论半天，但时间一长，该懂的也就懂了，能习惯的也就习惯了。
刚开学的那一阵子，说忙也不忙，说累也不累，就是老觉得踏实不下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宿舍里有人带来了一把吉他。
我觉得特亲切，特高兴，甚至可以说是特感动，能摸到那暗棕红色的琴身，能触到绷得紧紧的那六根弦，我一下子找到了情感集中点，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成了宿舍里和班里的御用歌手，没回有点什么活动，我就抱着吉他披挂上阵。当然了，平时也不闲着，我在宿舍里弹琴，给同屋的唱我会唱的歌，唱我给周小川唱过的所有歌。
我后来想想，觉得我的某种意念力传到北京去了，吉他弦上的某些个音符顺着京沪线一直传到建安里，传到周小川那儿，然后，他就顺坡儿下驴，“叛变”了。
那天是礼拜二，是我到上海之后的第二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我接到了北京的长途电话。
“嚼子”
一句可怜兮兮的呼唤，我差点儿没把眼泪掉下来，看了看旁边的宿办老头，我赶紧问。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想我想的？”
“建军”
我就去——你的！我心话说，你小子干吗呀？我意志不坚定，别勾搭我好不好？你再来这么一下子我非立马劫持一架飞机回北京去不可。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有钱烧的？这可是长途！”
我口气挺硬，因为我心里火烧火燎的，周小川犹犹豫豫的态度让我没着没落，想发作，又使不上劲儿。
“建军我、我离家出走了。”
“啊？！！”我嗷一嗓子，把正喝茶的老头儿吓了一跳，不过我已经没心思管别人了，“你丫有病啊？！吃饱了撑得你？没事儿干了吧你？！”
“你、你骂我干吗”
那边的声音愈发可怜了，我拼命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别心软别心软。
“还不赶紧回去？你爸妈非急死不可！”
“我不回去。”
“你”我这要是跟他面对面，肯定连扑上去要他一口的心都有，“你小子穷折腾什么呢？好好的干吗走啊？”
“你听我说行不行？”
“我没不让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