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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失去她们的危机。有次我要出门两个星期，小女儿喃喃自语地说：“妈妈真希望你会……”“什么？”她说的电脑术语，我根本听不懂，内心一阵惭愧。现在回想起来，她说的大概是ichat （会用ichat，即使是相隔两地，也能随时看着对方说话，以慰思念之情）。那天和施南生在又一城商场喝下午茶，我长嗟短叹地谈起我的危机。南生跟我讲话向来是好声好气的，那天她好好地数落了我一顿，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这块生铁给敲得当当响，回家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冲破怕电脑的心理障碍，把手指伸到键盘上，像婴儿开始学走路一样，先学着插上插座，然后学开机。小秘书在旁耐心地指点，我一个键一个键地跟着她的指示，口里重复着她的指令，进入眼前那个小小窗口，刹那间，仿佛被吸入无边无际的宇宙，周游于信息浩瀚的领域。
第一封电邮是打给施南生，多谢她的数落。南生高兴得连回了三封电邮，又给了几个重要的网址嘱我进去看，她说如果我能够自己帮自己寻找到想要知道的知识以后，将会更容易掌握自己的生活。
以前见了电脑就躲的我，现在晚上哄孩子睡了以后，一个人对着三个“苹果”：“苹果Mac Book Pro”、“苹果iPad”和“苹果iPhone”，一个写文章，一个查字典，一个跟朋友通简讯，忙得不亦乐乎。
跟世界接上了轨，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像年轻了许多，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在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所能够企及的，对古时候的人来说，只有仙人才可以做得到。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小秘书说她被骗了。
她说因为她贪小便宜，跟人签了一纸合约，这份合约逼得她在一个礼拜之内瘦了九磅，搞得她苦不堪言。
见她面黄肌瘦，我见犹怜的，仔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签的是瘦身合约。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陌生人的来电，对方问过她的年龄、身高、体重后，告诉她以她的年龄和身高比例，应该要减掉九磅，请她到瘦身公司去一趟，公司可以免费帮她减肥。不过要先缴交一万元保证金。果然公司帮她做了整套计划，有专人帮她量身高体重、度脂肪的多少，还有营养师开餐单及吃中药，再加上仪器配合。小秘书求瘦心切，又想可以减掉腰上的赘肉，忙不迭地就把合约给签了。签了约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公司只负责一个月的减肥计划，其他得靠自己，如果在一年之内的哪个月不能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就得扣两千，扣完为止。但如果每个月都能够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保证金原数退还。小秘书为了保住那一万元，每天晚上只敢吃一个馄饨和一条青菜。
从小就瘦小的我，高中入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都说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以为我是初中部的，一直到我入影圈拍戏，体重都没法超过一百磅，手臂细得几乎一个手掌就可圈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多长点肉。记得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西门町街头红绿灯前等过马路，因为穿上六吋松糕鞋，站在人群里简直就是高人一等，我听到一片“瘦！瘦！”声，几乎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发出一个“瘦”字，中间夹着一个女孩子惊恐的声音：“好可怕噢！”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瘦了，在那一片“瘦！”声中，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
本来以为减肥这玩意儿跟我永远扯不上关系。在我结完婚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开始发福了，自己倒不怎么介意，因为从来没有尝过胖的滋味，反而欣赏自己胖嘟嘟的模样。有一天施南生来家里吃饭，她严重地警告我不可放纵，好像我的胖是一种罪过。吓得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开始跑步、游水、节食，三管齐下，才减掉身上的几磅肉。想不到我也有加入减肥行列的一天。
听小秘书说那天在瘦身公司，见到许多阿伯阿婶，还有一些做粗活的。难道他们也想瘦身？
曾几何时，瘦身公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家，有些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我在想，瘦身公司开得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越富裕，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撑”的。也没听说非洲、印度那些穷苦国家的老百姓嚷着要减肥的。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十五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愣，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纽约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在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开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有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像流水，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概。
十五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马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位年轻女子说他中了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从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着，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七六年跟他认识。七九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请我们读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到纽约从下飞机起，他就招待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感觉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纽约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型的卡车，出出进进的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站在民权东路亚都饭店的窗前，对着窗外往下望了许久、许久。今晚的雨夜和以往的不同。马路上的斑马线被雨水清洗得黑白分明。看不见蓝、也看不见绿。电视上重复地播放着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发表的宣言。
他从八个字“感恩出发、谦卑做起”，开始他的演说。
他说，这次选举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人民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
他表示，胜选虽然高兴，但他了解这是重大责任的承担。
他还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我重复地看着，重复地听着。
他还是穿着选举时的服装，泛蓝牛仔裤，白色黑条子衬衫，外罩红领深蓝背心，左胸挂着国民党的徽章，右胸那金黄色的“2号马英九”闪闪发亮。他没有像一般“总统”，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装，做着大人物的手势。他喜悦真诚的笑容，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就像是每个人家里的大哥哥。
在选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因为紧张，和担心再有类似三一九枪击事件的发生，而显得焦虑不安。
这些朋友离开台湾数十年，虽然在国外已有了成就，他们心系台湾、爱台湾，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园，对台湾的关心，并不亚于台湾本土的人。
一九八四年到香港拍戏，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虽然居港二十四载，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台湾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对我来说台湾就好比我的娘家，而香港就好比我的夫家。
这次回台选举，三个女儿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们，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影响到一张选票都是值得的。
二十二号投票日，街上特别清静，没有口号，没有宣传车的喇叭声，没有叫嚣声，街道上的人扶老携幼地默默走向投票所，仿佛心里正在为他们所支持的“总统”人选祈祷着。我双手紧紧捏着身份证和图章，领取投票单后小心翼翼地盖章、吹干、折起，然后丢入投票箱，心想至少我这神圣的一票保证没错。中午打电话给朋友高兴地说我那“林青霞”三个字盖得清清楚楚，朋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子；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花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下午四点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马、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马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道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马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出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插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马英九的三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深色西装走进来，身材高大笔挺，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美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进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进。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