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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所有的戏几乎是一个造型。《爱杀》是我拍戏以来第一次有美术指导。
他重新改造我，第一件事是把我一头长发剪到齐肩，看起来很清爽，还能接受。第二件事，把我的嘴唇涂得又大又红，我一照镜子，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血盆大口嘛！第三件事，要我不穿胸罩上镜头，这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坚持，我也坚持，最后他拗不过我，用拍立得照相机，拍了两张戴之前和戴之后的照片给我看，要我自己挑。我穿的是大红丝质洋装，那料子轻轻地搭在身上，戴上胸围，看起来是比较生硬。不戴胸罩那张，很有女性柔美和神秘之感。教我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审美观。
而《我爱夜来香》（一九八三）是三十年代的戏，开拍第一天，才在片场试装。先定了化妆，再定发型。我的头发要用发胶，把头发固定成波浪形，紧贴着头皮，再将银色钉珠叶子一片一片贴在头发上，最后穿上黑色蕾丝透明背心长裙，外加黑羽毛披肩。就这样从下午四点直到凌晨四点，整整花了十二个小时，我两个大黑眼圈都冒了出来，化妆师又得忙着用遮瑕膏遮住黑眼圈，等到我累得半死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爱美的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虽然累，心里还是欢喜的。
第二天拍戏前又花了六个小时造型。
第三天，化完妆，换上粉红睡衣，外罩滚着粉红羽毛的粉红透明飘逸长袍，头上用粉红缎子紧紧地打了个大结，扎得我头昏眼花，四个小时后，他满意地点点头。我无力地伏在桌子上，半天不起来。副导演请我入片场，我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水。当我站在摄影机前，摄影师说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导演只好喊收工。
《梦中人》（一九八六）有一部分是秦朝的戏，我的妆是白白的脸，粗粗的眉，淡淡的唇，不画眼线，不刷睫毛膏。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我眼睛不化妆上镜头，这不等于是没穿衣服吗？于是我准备个小化妆包，心想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画上眼线，怎晓得他一路跟着我，使我没机会下手。等到站在镜头前，我拿出小包，求求他让我画一点点眼线，他也求求我叫我不要画。我只好依了他，演戏的时候眼睛拼命躲镜头。
看了试片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原来美并不只在一双眼睛，而是需要整体的配合。他所做的造型是有历史考据的，花的时间相对的也比较长，他的坚持是有必要的。
自此以后，我对他是言听计从，他说一我不敢说二，更不敢擅自更改他的作品。
继《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一九九二）之后的两年里，我连续拍了十部武侠刀剑片。也难为他了，在短短两年之内，要造出数十个有型又不重复的造型。
如果说我是个美丽的女子，不如说我的美丽是他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叔平。
二零零八年六月九日
她牵着我的手，很实在，很有力，仿佛有股能量经过我的手掌、手臂直到我的心。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原因，是她慈悲？是她有爱心？是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她很静，不太说话，坐在她姊姊旁边。我对她很好奇，不停地偷瞄她，有时候问她一两个问题，也是一句起两句止。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气，我们的戏路截然不同，所以在影圈十年都没有碰过头。我七九年赴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回台湾转了戏路，才有机会跟她合作，那时候她演的戏多数是社会写实片，角色也多数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慧眼识英雄》，那是部警匪片。有一个镜头拍她的背影，她依附着一个男人，从码头的甲板走向等着他们的小船。我在摄影机后面欣赏她演戏，她穿着黑色长裤，藏青色风衣，颈上围着围巾，海风把她的衣角和围巾轻轻吹起，我见到的画面是一个飘零的痴情女子紧紧地跟随着她爱的男人。我吓到了！她演得太好了！连背影都演得这么好。那时候我知道我碰到了对手。
第二部跟她合作的是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戏里有七个女孩子，个个造型奇形怪状，我的造型是头顶大毛帽，颈系红领巾，腰缠一排子弹，足蹬过膝大马靴，一身劲装，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的独眼龙。她戴着一头刺猬状的金色假发，假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有点怪异，即使如此，她的戏还是七个人当中演得最为入神的。
第三部是《七只狐狸》，有一场戏是我们七个勇猛的女子，一个个拿着枪站在墙头上。在等开机前，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大声说笑，只有她默默望着前方的导演和摄影机。我站在她左边，彭雪芬站在她右边，我左边站的是叶倩文，我们三人嘻嘻哈哈说个不停，忽然一声枪响，叶倩文的长枪走火，“砰！”的一声打在她的心脏位置，我跟雪芬傻了，只见叶倩文两手颤抖，惊恐地叫着：“惠姗！惠姗！对不起！对不起！”惠姗只转头望了望叶倩文，低头看看打在她胸前那个小泥团，淡然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叶倩文傻傻地说：“我还以为她会死。”这惊恐后的松懈，笑得我们眼泪直流。笑归笑，我对她的敬佩之心从此开始。
今年九月到上海，张毅和杨惠姗带我参观他们二人打造的琉璃中国博物馆和琉璃工房厂房。博物馆外墙墙角上，铁丝网做成的硕大牡丹花随风摇曳，张毅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惠姗做的，惠姗微笑着仰望自己的作品。我望着那外形柔软质材坚硬的牡丹花，再望望惠姗，我看不到电影里那个飘零女子的影子，我望到的是信心满满、外柔内刚的艺术家，正如那爬在高楼上的铁牡丹。“惠姗！你真棒！”我由衷地说。
我跟惠姗进入吹制工作室，那里闹哄哄的，室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五度，因为正中有个大熔解炉，还有几枝喷着熊熊火焰的管子，只见几个大汉头上包着毛巾，大滴大滴的汗珠子往下坠。惠姗见我兴致很高，说要示范给我看。不一会儿她已经加了件藏青色棉制短外套，说是里面那件衣服容易着火。她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刚从熔解炉里拿出棍头连着滚烫琉璃的大棒子，一面下达口令，声音洪亮利落，几个大汉迅速地跟随她的指令配合着。那一千四百度熔炉的炉门打开，一股强烈的热气往外冲，她撩起大长棍，就往炉里伸，马步十分稳健，又仿佛孔武有力，就像是置身沙场指挥若定的女将军，他们分秒必争不容有失，看得我心惊胆战。工作人员透过那枝大长棍把琉璃吹制成花瓶。惠姗搬了张椅子坐下：“青霞，我镀金给你看。”话音一落那琉璃火球已伸到了她面前，她淡定自如地拿着一张张金箔纸片，纤纤玉手往花瓶上一挥，空中即刻燃起一团轻火，那金箔就贴在几百度滚烫的花瓶上，看得我目眩神迷。
在琉璃博物馆，我最欣赏的作品是树脂做成将近五米高的彩色千手千眼观音，观音法相庄严而体态轻盈，这是慈悲观音，有四个面相，四十二只手臂，每一只手都有一只眼，代表他眼看众生需求，四面无所不在。我面对观音，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惠姗离开影圈二十多年是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走到现在。她要花多少个昼夜，用多大的慈悲、耐心和毅力，才能呈现出眼前这座观音的完美化身。
我仰望惠姗，她长高了，不，她变高了，她仿佛变得跟观音一样高，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牵着我的手，有股直透我心的能量。
我和惠姗静静地燃上了香，对着观音三鞠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刷刷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两手拎着一袋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咚！咚！咚！”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