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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抽签决定吧。教导主任不善化解纠纷，又甚自负，所以他一锤定音，大家虽隐隐觉得不妥，却又一时无法说清，或许这果真是个好办法，便如此吧。
一时间，大家显然都积极地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数学天才，先抽签的概率肯定是小的，难免要争先恐后。我不这样认为，那一刻竟会相信天命，其实也不是相信天命，只是我摸不开面子，心里当然也是急的。急也没用，这帮家伙争抢着抽了签却偏又不忙着去揭，而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别人，唯恐别人多抽了似的。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故作漫不经心地揭开了最后一个签：天哪，竟是实力最强的六班！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象做了贼似的脸红耳热，几乎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不要失态，我劝着自己，眼的余光忍不住便要去瞄王维：他正欲离去，分明地，他失了算，第一个竟然抽到了一班。
何苦这样呢？又不关我的事。我试图说服自己，却仍是惴惴不安，虽挡不住从心底里涌上的那份侥幸，但还是象自己做错了事似地那样愧疚，仿佛这本身就是我的错，事实上，他必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至今仍无法忘记他离去时那怨毒的目光。
千万别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便不会惹你。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室时，我已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果然，校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难啊，做人难啊！不过，小王也确有他的难处，咳，偏摊上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谎言！！！王维的母亲在乡农技站干临时工，昨天我刚碰到她风风火火地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但我没有戳穿，只迟疑了一下便说道，那还是由我来做一班的班主任吧。校长长吁了一口气，象是不会站似地（因为我虽去校长室的次数少，确从未见过他认真站立的姿势）终于站了起来，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加重语气说道，我是相信你的，好，有魄力，年轻人。去他妈的，我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脸上却努力地堆着笑。虚伪！但已不知说谁了。
既不知说谁，不妨说自己吧。且说那天，我自始至终盯着校长的脸，那是严肃、庄重、微笑、灿烂，独缺少愧疚的诸多交替丰富地变化。说来奇怪，自那以后我竟养成了一个观察人脸的嗜好。那是一幕幕最生动的活剧，无聊时象放映一样过一遍足可以自慰。别不信，尽可以试试看。
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更多的还是要面对现实。现实是，尽管我拼尽了全力，期中考试中一班与六班的差距也缩小到不足十分，但仍没有摆脱倒数第一的命运。问题是，我因此失去了进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有职称而使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别不服，不服也不行，反正依据的就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岂不既客观又公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一个喜欢将事情装在心里独自承受而不轻易表露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倔强的，而且这样的人的倔强是可以而且必须转移的。倔强的转移受良心支配，有一个压力逐步累积到人最终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迫不得已实施的变通过程，或许干脆变成了一股动力。事实上，当我面对着一班五十五名生机勃勃的学生时，责任重锤一般剧烈地撞击着我落魄的情绪。班会上，由于突然忆及了自己的遭遇，竟颇多感慨，日后自要大骂自己不该，却意外地把孩子们导入了一场“为什么而读书、怎样读书”的大讨论。绝非偶然，半年后，一班已稳居全年级第三的位置，我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省师范学院。
在师范学院上学期间，我完全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大魅力所吸引了，一个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都迎刃而解。象黑夜里突然见到了光亮，我的思路和眼界为之开阔起来，创造力被激活了象喷泉一样奔涌着。我陆续发表了十几个调研论文，论文所提出的教育理念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后，我拒绝了恩师留校任教的挽留，衣锦还乡地回到了我们乡中心中学。
机会就这样不期而至了，不久，我同学的父亲调我们乡做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我被提拔为主管教研的副校长。我疯了一样，在全面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我们乡中学的教研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实施后，我们乡中学以中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而声名远播。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最单纯的，警惕性也最弱。一封匿名信便足以打破了我继续大有作为的梦想，或许真的如工作组长所说，没有办法，只要有人告就不得不查，更何况人家署了真名。不过，凡事要想开些，毕竟干屎摸不到人身上。论调说变就变了，自打组长接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的脸上便失了笑，而且在第二天以方便调查为由免去我的职务后便不再露面。经过我再三地要求，才总算在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有了说法—匆忙且简单得没有任何仪式地宣布了对我的调查结论：
庄志贤同志的错误有三：一是思维混乱，不宜再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主要针对我竭力推行的改革）；二是冬季运动会组织不力，导致一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实发生在我在师范上学期间）；三是气量狭小（针对我在个别教师入党问题上所发表的不同意见）。
莫须有，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不宜公开，只能在小范围内宣布。别以为如此便会象他们所说的是为了保护我，反而迅速地让无数的猜测融入到这个结论并传得沸沸扬扬而使你有口难辨。我愤怒了，但我不屑辩解，其实也无法辩解，因为无人听你辩解，他们在象小孩子念书一样念完之后便飞快地走了。辩解也无用，连校长和已调走了的同学的父亲给我做工作都不行，后来，我多次要求调离乡中学，都没有获得批准。我只好到校总务处去做副主任，校总务处原就没有多少活儿，主任必是误认为我在抢他的事做便常给我脸色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算卖力，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了，三十二岁的我就自动做了乡中学的清净闲人。
不要以为有人会反对，没人会反对，地球离了谁都在转，即使出一点点偏差，只要人不反对，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这偏差或许会造成一代人的浪费，当然这种浪费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人其实最注重的还是变化，譬如矿山，在不出事故之前便没人会认为不安全，它或许是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及至出了事又会手忙脚乱。不信？不妨耐心地想一想，这是不是人最惯常的一种思维？否则，倒真成了怪事。
再后来，由于家庭迭遭变故，我变得窘迫起来。
这时候的某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向我提起了家庭教育的问题。他说，现代家庭向孩子的智力投资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家教成了时髦，各类辅导班更是层出不穷。说他的话提醒了我，倒不如说他的话唤醒了我对这一浅见现实的认识，我主动承担了两名初二差生的补课任务。谁曾想，两个孩子居然进步奇快，年终统考都意外地进入了班级的前十名。不是我比别人高明，我不过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而使他们能够用心去学，只要用心去干，人还有干不好的事吗？所以，当根本没想过钱的问题的我收下孩子家长非要塞过来的四百元时，羞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深夜贼一样溜到旷野里困兽似地直至吼哑了嗓子才稍好了些。
事情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不住学生家长地再三恳求，我这个所谓的辅导班已收下了十几个孩子，连校长的孩子也强行送到了我的家里。一年算下来，天哪，我竟捞了数倍于我工资的外快。我的困境因此得到了缓解，但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我所热爱的教室，因为人活着总要有良心，有良心就必然有责任。
教授讲到后来情绪有些激动，但经营家高明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便已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三）
更新时间2009828 20：13：13 字数：3745
经营家说，人要懂得变通，一旦进了死胡同，要么借把梯子爬过去，要么倒回去绕过去。否则，撞死了那才叫活该呢。
我是一个穷光蛋富翁。真的，别笑。我不是那种玩“穷的只剩下了钱”的高雅的时髦人，实实在在地，我欠了我父亲三百万人民币，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我父亲执行协议严着呢。我知道有不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总以为我有如何风光。其实，我哪里有半点风光的感觉。人嘛，酸甜苦辣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不信？不妨耐心地听我说。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我父亲。不要认为我父亲拥有这么多资产便是什么大人物，在他那一代人中我父亲纯粹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村里人都这样说，连我爷爷也这样说，我常想，或许因为爱还是我奶奶说的客气也更客观。她只轻轻地说，明他爹没有正经干过一天庄稼活儿。作为母亲，她当然不会提我爹猥琐的形容，凡母亲都不会，在她们心目中子女即使再丑陋也永远是最可爱的。但要说我父亲精于算计懂得变通，应该不假，我奶奶也承认。早在那个割尾巴的年代，他就偷偷地倒腾油料加工，居然练就了一手绝活，他的油不仅出油率高，味道那才叫绝呢。因此，改革开放不久他便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眼光又迅速地瞄向了小商品市场，依托我们家位于乡驻地的优势，办起了小商品批发，生意那才叫做火爆呢。
别急嘛，总得让我把背景说完。总算有一天，我们乡政府终于搞懂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其实，原也不是不懂，只是没人肯说，有吃有喝的犯得着冒那风险吗？别不信，真的要冒风险的。这便是压的功效。人的热情最经不得压，一旦释放，便洪水般蔓延开来。别不信，确如我父亲事后所形容的那样，热情如同急芯的爆竹似地炸裂看来，几乎在一夜间，“消灭工业空白村”便成了当时最流行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似乎只要办起了工业钱就会水一样流进来。确切地说，我的乡人们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钱这东西确是个好东西，实实在在，并不烫手，便强烈地渴望着。就在那一年，我们乡换了新乡长，提出了能人经济的概念，非要我父亲做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厂长，我父亲推辞不掉勉强做了副厂长。正因为他的这种不张扬的处事风格，他跟厂长、乡里的领导甚至厂里的普通工人都相处的非常融洽。
按照高考的成绩，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自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正兴委培，我父亲便让我读了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委培。委培，尽管当时仍是新生事物，也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当时虽觉不出什么，现在却不得不佩服父亲，不仅因为他办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的眼光，他没有让我留下遗憾。到我毕业的时候，不要说乡办工厂，即使乡政府机关有大专学历的人也屈指可数。顺理成章地，我被借调到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
在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父亲几乎每年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感觉好吗？我第一年的回答是：用这么一帮连工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办工业，早晚得玩完。父亲没有吭声，只轻轻地摇了摇头。第二年的回答是：虽然都不说，但矛盾太深。父亲还是没有吭声。第三年的回答是：大家就象围着一个大蛋糕，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紧紧地盯着，却谁也不肯先伸筷子。父亲仍旧没有吭声。第四年的回答是：无所事事又相安无事。父亲叹了口气，说道，该做点事了，从政，还是做事？我问，从政与做事有什么区别吗？父亲没有回答，只说还是做点儿事好，做人不可太张扬。
无疑地，帮忙的这段时间只是父亲对我的历练，这段历练显然还不够，直到父亲对我完全放手后我才真正有所体会。做厂长经理确是不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足以令你功败垂成。但我还算幸运，经过一年的打拼，濒临倒闭的村办塑料制品厂由我承包后终于又有了生机，我认为，这不单纯体现在那五万元的利润上，重要的是我拥有了部分固定客户。某县一个体海水养殖场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跟我签订了400万元的扇贝盘供货合同，只一个季度，我就实现利润20万元。然而，还没等我从成功的喜悦中完全解脱出来，意外发生了——养殖场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海啸，养殖场的投入全部付之东流，场长因巨额债务投海而去，我的应收货款全部成了坏账。之后，塑料行业全面滑坡，塑料制品厂很快就撑不住了。
“跌倒了，再爬起来。”帮我解决完塑料制品厂问题的父亲虽满脸疲惫却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轻轻地提醒了一句。这显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