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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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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
  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
  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篇十八
  江宁·乌衣巷秦淮小宅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病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星光下“目视失明”的遗言·北山墓地年年不灭的清冷绝唱·
  司马光“革故鼎新”的风暴,从京都兴起,日益强劲凶猛地卷向全国,埋葬着“熙宁变法”,·埋葬着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嘲弄?身居江宁的王安石,在历史的惩罚中病倒了。
  元祐元年四月五日黄昏,随着定林寺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江宁秦淮河上绮丽锦绣的游舸花舟,先后张扬起“六朝金陵遗风”的豪华竞逐,酒旗凌空,灯火灿烂,琴瑟交鸣,流觞飞盏,妩媚婉转的欢歌笑语铺张于河面。商女们不知哀愁的《后庭》遗曲,伴奏着“革故鼎新”的翻天覆地。
  在秦淮河北岸乌衣卷一座狭窄的小宅里,柴门紧闭,一片沉寂。庭院里,用松枝、株条支架的棚宇,枯萎低垂。棚宇上攀绕而起的酴(酉糜)花、牵牛花,藤叶绿暗。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孤零零呈现着失落的悲哀。一间昏暗的寝居里,一盏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床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他仰面而卧,危疾垂衰,面色灰黄,双目深陷,神志昏眩,气息奄奄,生命已确实接近尽头,连诊病的医生也哀叹离开了。床榻一侧的桌案上,摆置着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赶制的寿衣、寿帽、寿袜、寿鞋,凄凄惨惨地等待着“那个”时辰的到来
  屋外,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从门隙窗扉传来,逼命似地加重了这秦淮小宅的凄凉。
  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王安石棱角分明的脸庞、紧闭的嘴唇和不瞑不灭的目光,显示出他狂狷不屈的倔强,似乎他仍在抗拒着死亡的逼近,似乎他仍在关注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似乎他仍在等待着什么。
  这已是今天第三次神志昏眩了。
  坐在床榻边的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泪流不止,相依相抚着。跪在床榻前的侄儿王防、侄婿叶涛,眼噙泪水,似在等待着老人的最后嘱托。站在床榻前的“书场浪子”,凝目注视着王安石安然无惧的神态,盼望生命出现奇迹。他的心头,骤然闪现出这位老人近一年来奇特的悲欢忧乐;
  这位生性狂狷的老人,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不可以常人的情感衡量。先帝未逝、司马光没有重返朝廷之前,“变法”虽遭受冷落,但仍是无人敢于更动的法度,可他,寂寂于心,无一日为欢,常常倚杖北望,心系朝廷而喃喃自语:“政将如何?国将如何?欲释而难释啊!”忧患之情,胜过据位执权的公卿,全无“东篱种菊”之悠闲。冬寒夏暑,这秦淮小宅狭窄的庭院,是他步漫长夜的天地。庭院里松枝栋条支架的棚宇,是他这暑蔽雪凝神凝思的殿堂。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是他“骛极之思”歇翼的港湾。他自寻烦恼,无尽无休的苦愁忧悲凝成嗟世的哀歌: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皇帝驾崩了,司马光返回朝廷,敲响了“革故鼎新”的锣鼓,声讨诛伐的风暴埋葬着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于是,朋友疏远,门生绝离,追随者反戈,宿怨者讨债,“新法”罢废,天翻地覆,咎归一人,罪归一人,他成了一切祸事的渊薮,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连江宁府谙于世故人情的官吏也不再走近这秦淮小宅的柴门了。可他,不急,不火,不理睬,不辩解,不反驳,不申诉,任京都飞来的种种弹劾、诬陷、传闻猖獗肆虐,表现出奇特的从容和不可思议的豁达。
  夜深了,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变得更为炽烈,刺耳挠心地闯入了这座小宅。
  床榻上的王安石,突然的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微微的吁叹,似挑夫卸去重担后舒展疲劳的自慰,似攀登者登临绝顶后。冶情形胜的舒怀。在身边亲人、友人的惊喜中,用低微的声音喃喃自语:
  城闹宫车转,
  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末远,
  姑射露先晞。
  玉暗蛟龙蛰,
  金寒雁骛飞。
  老臣他日泪,
  湖海想遗衣。
  这是皇帝赵顼驾崩消息传至江宁后他垂泪吟出的一首悼诗,此时在昏眩乍醒中吟出,倍觉沧楚苍凉。妻子吴氏急忙抓住丈夫的手轻声呼唤:
  “相公”
  王安石似已清醒,但声音仍是微弱的:
  “我梦见了大行皇帝,‘姑射露先晞’,大行皇帝似乎有几分超然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停落在小宅门外,接着,狭窄的庭院里腾起一声凄厉的马啸。人们惊诧,“书场浪子”急忙走出屋舍察看。王安石似有所觉,声音仍然是平静微弱地喃喃着:
  “‘城阙宫车转’啊”
  闯入秦淮小宅的客人,不是“城阙宫车”的使者,而是王安礼从京都派出向哥哥飞报消息的中年家仆。家仆从“书场浪子”口中得知王安石处于危疾垂衰之时,不胜悲伤,急忙走进寝居跪倒在王安石的床榻前,叩头请安,并转禀了王安礼对哥哥的深切怀念。也许是一种“回光返照”,王安石此刻变得异常清醒,连声音也显得清朗有力了:
  “平甫在京情状如何?”
  家仆急忙高声回答:
  “三老爷去年八月被召进京都之后,一直闲居在家。近日似有消息传出,三老爷可能移知扬州。三老爷特嘱小仆禀告老爷:京都难居,若去扬州传闻属实,他接旨后即刻南下看望老爷。”
  王安石哀叹一声,不再作语,凄然闭上眼睛。良久,悲怆而语:
  “时不我待啊!平甫还有所转告吗?”
  家仆声音也有些凄苦:
  “三老爷要小仆禀告老爷,朝廷中枢有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已被贬知毫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已被贬知汝州,中书侍郎张璪,已被贬知郑州。吕公著已任门下侍郎,范纯仁已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居相位握权执政了。”
  王安石似有所料,神情坦然自语:
  “我想念章惇子厚啊!‘变法’至今十七年,无大过大辱者,唯此一人。司马君实作相矣,势之使然,该他熬费心血了。苏子瞻现任何职?”
  家仆回答:
  “苏子瞻去年十一月以礼部郎中入京,半个月后迁起居舍人,现已是中书舍人了,进京半年来,曾几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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