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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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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箭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
  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巉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囗藻舒桃李,
  昆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
  “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人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
  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萋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
  短世风惊雨过,
  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
  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囗,
  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混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涛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侮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
  “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
  “‘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
  “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目间)(目炎),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
  “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惮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囗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分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
  “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疚歉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
  “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篇二十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天薄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
  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
  囗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各位宰相,职
  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
  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
  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皆可举);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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