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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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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现亏的样子,抬进嘴里致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椰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理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洋,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给县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地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样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样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一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象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象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样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德热加调域等约尔机当官科徒告诉我;小祥将而我编在二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样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象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的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 ,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_。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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