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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让别人去做的事情。从我的角度说，我十分确信巴林银行再怎么努力进军西班牙水银市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就让他们去做，我们自己应该知足常乐，并以平常心对待。
贝蒂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她曾经评论道：“我们的好叔叔（阿姆斯洛）无法接受我们的财富缩水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将它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为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重新抛回危险业务的折磨中。”但是，詹姆斯对纳特的这种怯懦越来越不耐烦。夏洛特猜想詹姆斯应该肯定会欢迎他的侄子从生意中撤出，因为这使得他年龄稍长的两个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他们的第一次露面出现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中。正如贝蒂所指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兄弟团结的老传统”似乎“已经接近分崩离析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法兰克福银行就对伦敦方面的态度有很多怨言。安瑟尔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仆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执行您的指令时甚至都无法通过西班牙的信使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准确地说，是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由不同的公司所组成的群体中被归类为二等公民。”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安瑟尔姆认为，作为下一辈人中的长子，他应该成为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的继承人。然而，维也纳分部所受到的打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个变故促使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奥地利的位置。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卡尔希望他的长子梅耶·卡尔到意大利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没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坚决地认为梅耶·卡尔应该在法兰克福接替他，让他能力稍逊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这几个年迈的兄弟之间，也同时发生在他们的儿子和侄子之间，原因很明显，他们都觊觎着法兰克福银行，因为它仍然主宰着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部的业务：“安瑟尔姆在和梅耶·卡尔较劲。梅耶·卡尔在和阿道夫较劲。”尽管夏洛特很明显与她的哥哥一个鼻孔出气，但她在日记里还是详细描绘了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那种不和谐气氛：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5）
梅耶·卡尔很成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士，一个国际公民。他正值盛年，处于无可置疑的权力巅峰。他通过他迷人的举止、活泼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谈吐为他自己赢得了比安瑟尔姆要多得多的支持率。事实上，他在法兰克福是一位广受欢迎而且深受喜爱的人物，他受欢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望尘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绝不亚于安瑟尔姆，我无法评价他是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生意人，他对重要事件的判断能力是否正确，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讲家安瑟尔姆总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现优越感，这种情况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要想找我哥哥这么一位有才华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个帝国。或许他的天资达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学机构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长期的学习能力。然而，作为一个银行家和世界杰出人士，作为一位欧洲社会中举止优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因为他在所有国家及阶层中都能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对手。安瑟尔姆用这种轻侮的态度对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后，我们应该牢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1848年的大动荡后，伦敦和巴黎对维也纳银行的愤怒和不满。曾经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辞中都表露出连他都很想切断与维也纳的联系。“我对维也纳没有兴趣。”他在1849年给纽科特写的信中这样说，“当其他人都在那儿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时候，我们在维也纳的人却一点儿都不聪明，而且很遗憾，他们都是一群差劲的生意人。他们只会一根筋地认为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制度在1852年的时候终于进行了更新，对1844年确立的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亚于之前体系的辉煌成绩。原因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作为跨国合伙制企业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释，在于詹姆斯在化解代沟，并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个分支机构再次重新绑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兰克福看她的叔叔时说的一样，詹姆斯从1848年的危机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对生活和生意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
我以前很少能见到如此精明能干的人，如此具有国际意识又如此谨慎，无论是思维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积极主动，不知疲倦。当我想到他成长于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在他的孩提和青年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高雅文化的熏陶时，我就更加惊奇，对他的仰慕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无论是任何事情，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并且自得其乐。他每天写两到三封信，口述至少六封，阅读所有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冲澡，睡一小时的回笼觉，玩三到四个小时的扑克牌。
这就是詹姆斯离开巴黎后每天的日程安排。年轻的股票经纪人费多在拉斐特大街上遇到的詹姆斯仍然具有海涅在诗篇中所描绘的他在青春全盛时期所洋溢的自然魅力，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年龄只是增加了詹姆斯的威严。
尽管詹姆斯年轻时精力充沛，但他当时深深地浸润在他父亲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家族特质里。在1848年以前，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5家公司相互间发生争执的各种迹象。他在1847年4月警告列昂内尔，有关账目的纷争将会引发“这样的事态，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愉快”。“深藏在我心中的只有家族的声誉、幸福和团结的。”在回复父亲梅耶老生常谈般的警告时，他这样写道：“作为商业交往的一个成果，我们保持着团结。如果大家每天都分享并且能接收到同样的账目，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上帝的愿望继续保持着团结。”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詹姆斯在1850年的夏天回来了，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急迫的心情——下面所抄录的是一封充分说明这种重要意义的函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6）
打破一样东西要比将它再次聚合起来更容易。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子嗣将我们的生意延续百年，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互为敌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当（单独的）公司不再存在——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业务合作，然而所有这些在世人眼里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之所在——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存面临危机，而且每个人都得自寻出路之时。善良的老阿姆斯洛会说：“在家族的生意里我有200英镑，但是现在我打算取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一旦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他可以娶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而且说：“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我的钱投到任何行业。”那时，我们的余生将会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责中度过。亲爱的列昂内尔，我相信我们是能在法兰克福发挥影响力的仅有的两个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目标确定为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恢复和平如果我们不留神，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高达300万英镑的资本可能会落入外人之手，而不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想问你，难道我们发疯了吗？你可能会说我老了，而且我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资本的权益。但首先感谢上帝，我们所有人的资本储备都要远胜于我们上一次签署合伙合同时的情况；其次，就像我刚到这里的那天跟你说的，你将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一个全心全意的叔叔，他会以他所有的能力来达成必要的妥协。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清楚这些争论的思路，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两方都做出一些牺牲来保持团结，感谢上帝的恩惠，团结保护我们度过了最近发生的所有这些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去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就是詹姆斯在1850～1851年间经常重复的理念。“我向你保证”他告诉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家族就是一切：它是在上帝的仁慈帮助下，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的唯一源泉，它维系着我们（相互间）的依恋，它是我们团结的纽带。”
由于詹姆斯为维系团结所付出的努力，1852年的合伙合同因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是弱化各公司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妥协保留这种联系。妥协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合伙人放弃他们完全独立的主张，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早在1850年，詹姆斯就提出了这种妥协的框架：用纳特的话说，建议“对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提高”，前提是英国银行总能比其他银行获得更多的盈利。这是我们上面抄录的他给列昂内尔的那封信中的主要要点，同时也是大家最终在1852年所同意的新的体系的基础。英国合伙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的退股部分不仅可以得到26025万英镑补偿，他们股份（此时占总股份的20％）的利息也增加到35％，而詹姆斯的是3％，卡尔的是2625％，阿姆斯洛和萨洛蒙则是25％。另外，业务管理联合行动的规定也有所松动：从今往后，合伙人不再需要因为多数人要求就必须得进行商务旅行，在对地产投资时也不需要再使用集体基金进行融资。为了回应这些让步，英国合伙人接受新的合作体系。协议第12条中说，“为保证一种公开的、兄弟般的合作，并发展大家共同互惠的商业利益”，应该向其他所有合伙人通报任何超过1000万基尔德（约合83万英镑）的交易，并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最高10％的参与机会给其他合伙人。老协议中的那些没有被新协议条款修订过的所有条款仍然保持效力，比如共同账目的操作程序。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分权的做法。但考虑到另一种选择（在随后的一年中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对家族集体企业的全面清算，因此对詹姆斯来说，这个成果的取得代表了一场新的胜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7）
1852年协议中没有解决的是决定法兰克福的继承人（除了排除了阿道夫的备选资格外）：从此之后，安瑟尔姆、梅耶·卡尔、威廉·卡尔都在竞争法兰克福银行的这个职位。（同时，也给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提供了竞争巴黎公司位置的机会。）当詹姆斯的几个兄弟在1855年辞世后，新的公司结构才最终尘埃落定（参见表1…1）。尽管萨洛蒙在遗嘱中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他在集体资本中的所有股份还是转给了安瑟尔姆（这是詹姆斯在代表他的妻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显得不是很坚决所产生的结果，而对于詹姆斯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不详）。卡尔的股份在减掉给女儿夏洛特的1/7后，在他的儿子间平分。最后的决定是，阿姆斯洛的股份按下面这种方案进行了分配：詹姆斯和安瑟尔姆每人得到1/4，内森的几个儿子和卡尔的几个儿子也各得1/4。所有这些变故的最后结果就是，安瑟尔姆、詹姆斯与英国出生的合伙人之间的实力基本均衡，而卡尔几个儿子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在决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