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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莱德斯通对“贝肯斯菲尔德主义”（历史书上记录为米德罗锡安运动，这是在格莱德斯通被说服去竞选苏格兰国家席位之后所发动的）的猛烈攻击，而在1879～1880年间下台。纳蒂越来越像是穿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托利党人。就像他显然觉得很尴尬地告诉门提·克瑞的那样，有一次，他“正好在准备投票的环节走进议会，而且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提示，我发现我跟多数派的人投了同样的票，而这个议案是谴责政府的。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尽管你知道，以后就算把我的双手砍掉我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补偿，当时他警告迪斯雷利说，查尔斯·迪尔克打算推动一次谴责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党人投票，这个政策是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祖鲁胜利之后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党人将被禁止投票”。这类信息，用纳蒂的话说，是“通过在西区的俱乐部里以及在金融城里的各种谈话”收集得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显得有些琐碎，但他确实是这位维多利亚式的首相“倾听大家（指政治精英）心声”的唯一途径。到1879年12月，纳蒂拐弯抹角地通过把自由党领袖说成是“那个魔头格莱德斯通”来表达自己新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出现在他给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词的结尾处，而且他还提出希望“他（格莱德斯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给您提供帮助”。费迪南德也附和了这种情绪，他这样告诉罗斯伯里：“我希望您的格莱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党人获得了1880年的选举胜利之后，艾尔弗雷德在他自己位于希莫尔区1号的宅子里给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纳蒂仍然继续给他提供自由党内部纷争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人怀疑他现在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让一位老人感到高兴，而不只是想煽动他进行有效的反击。当另一部以纽萨泰尔的形式来表现戏剧化的罗斯柴尔德的小说《恩底弥翁》发行的时候，纳蒂的赞誉显得很虚假（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希东尼亚与阿德廉·纽萨泰尔的一个不同点正好是他自己与他父亲之间的差异）：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6）
在那些“圣乔治的大旗飘扬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浦路斯是一片富饶的殖民地的日子里，“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遭遇惨败的人”不会再像一位诗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样谈论您的作品，但是他们将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他宣称，这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位风烛残年的作者继续与艾尔弗雷德——“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爱心的东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当时他搬进了他用《恩底弥翁》的稿费购买的位于科赞大街19号的房子里；而且当他首次以及最后一次于1881年3月10日在那里宴客的时候，艾尔弗雷德都是到场的客人之一。当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时，轮到纳蒂去履行他的最后愿望，把他送到哈根登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礼“与她的一样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格莱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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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尔方索的话说，迪斯雷利曾经是“我们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由党那边争取过来，并不只是靠这份友谊。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人非常激进——与具有非常明显保守倾向的辉格党人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选举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在白金汉郡的时候，在艾勒斯贝利及其周边已经建立起来的辉格党人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大环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顿爵士提到他们的时候，很刻薄地说他们是“红海”，而艾克顿·丁达尔则大谈拒“割礼”于党门之外。在1865年，纳蒂以无可争议的选举结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与丁达尔的政见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对于教会费的废止问题）。然而，三年之后，似乎忽然之间变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党内站对了路线。激进派联盟秘书长乔治·豪威尔有点死缠烂打地在艾勒斯贝利硬缠着他们，结束了那种简单的局面，并由此让一名罗斯柴尔德人和一名托利党人没有悬念地退回到了这个有两名成员的选区。在金融城里，列昂内尔发现他自己很尴尬地与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在哈姆莱兹大厦竞争，这名候选人是一位名叫约塞弗·德阿吉拉·萨姆达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这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在总体上自由党人票数领先的选举中出现这样的失败显得很不寻常。6年之后，列昂内尔又再次遭遇失败。然而，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对于财政政策的分歧被公布了出来。按照《时报》后来所回忆的，列昂内尔（“在或许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场重要的选举会议上”）指出：
格莱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废止所得税提议将会让国家每年失去900万英镑，而且盈余可能达不到那个数额的一半。对于另外的一半，必须征收更多的新税种。当他的听众大喊“反对”和“经济”的时候，他回答说经济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可以每年节约400万。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意见是，新税种必须开征，而且必须针对财产来征。他提出了执照税，比如在奥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种情况。
提倡高税会对选举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并不是现代的事情。列昂内尔的说法被诺斯科特尔1874年的预算所验证，他们仍然征收所得税，尽管对于年收入在400镑以下的提高了起征点，并采用了较低的费率。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7）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的党内政治紧张局面在1876年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当时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后，需要在他的白金汉郡选区进行一次补选，而此时恰逢格莱德斯通的“残酷”运动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格莱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场自由党的胜利，而且他显然看到了保加利亚问题可以作为实现那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他送给了自由党候选人鲁波特·卡林顿“250份小本”（他写的小册子的副本），而且以热切的兴趣追踪着这场运动。当格兰威尔的一个朋友在投票前5天试探列昂内尔的口风的时候，他发现：
他很狂热地支持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说起话来似乎他在支持卡林顿原文如此。——译者注。但是在当下的投票体系中又没有可能去了解选票的流向。举个例子说，对于他的三个佃户，他也不可能说出他们是跟随着他的方向投票，还是跟随着教区长的方向投票。他的看法是，弗雷门特尔（托利党候选人）可能会以5票胜出，总得票数为600票。
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个预测相当准确。
两年之后，当艾勒斯贝利的第二个席位被自由党候选人乔治·W·E·罗素——约翰爵士的侄子——赢得的时候，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反犹太人运动的暗流中，在打倒“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一个完美的例子中，罗素就像格兰威尔对格莱德斯通所承认的那样，“攻击迪斯雷利是犹太人、沙文主义者和阴谋家”。当这在当地的保守派报纸《白金汉郡信使报》上进行报道（尽管罗素努力取消了“犹太人”这个字眼）的时候，纳蒂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在他再次见到格莱德斯通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给罗素扣尿盆子”。那些带头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事实，使得人们很难再只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仅仅说成是与格莱德斯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外交政策的轻视”，是他们热忱地希望萨里斯伯利能够留在权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当费迪南德在1885年决定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他坚持声称他希望以自由党人的立场出现。但是，他对有偏激倾向的迪尔克明确表示，他对这个党的对外政策有疑虑，并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会建立在坚持帝国主义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的条件之上。这封信注定要被大量地引用来说明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性：
我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个保守派。保守主义已经毁了好几个海外的国家，而自由主义政治一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包括你）都应该心存感激。无论对任何形式的托利主义，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倾慕。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我没有能力来对这个问题表达决定性的意见，我为生我养我同时也是我所衷心热爱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玻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进入到下院，我会支持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终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风格逐渐成形，而且如果这种风格让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强调），我将退出这场游戏，退回到平常的低调生活状态之中。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能记得费迪南德成为新设立的白金汉郡中区单人选区议会候选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纳蒂已经被授予了贵族身份。现在已经证实，格莱德斯通选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升纳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替换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1884年10月29日，哈亭顿的秘书勒景诺德·布雷特就这个问题给自由党总督导和机要秘书理查德·格罗斯维诺爵士写的信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特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您和格莱德斯通先生应该对纳蒂·罗斯柴尔德特别客气。他并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党人，但是我认为让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党人阵营的话，反对就更少。”这是一个拐弯抹角的提议，一个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他随之警告格罗斯维诺在下院用费迪南德替换纳蒂可能不会产生自由党领导层所期望的结果：
如果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会相互倾轧，期望费迪南德更容易相处或者是更听话，是可以用纳蒂作为代价来替换，实际上这将会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团结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了，如果自由党与纳蒂分道扬镳，就意味着与他们的整个家族决裂，而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得。
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他取代了纳蒂的位子，罗斯柴尔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仍然会与之前一样。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评论所说的：“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想进入国会，而我告诉他他是托利党人，而且应该站在托利党人的立场上他永远不会以现在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最终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费迪南德开始的时候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为争取那些非国教人士的选票，他甚至对戒酒也表示了支持），到1890年，他在议院里描述自己是“萨利斯伯利政府坚定和狂热的支持者”。
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