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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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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才把他撕碎了吞进肚。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公安人员研究几天,才弄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该她的一份。
    这个故事只流传了一阵子,恐怕属于政治谣言。此后老虎也饿死了,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不成为老虎食,到此时也一样得饿死。
    没权的人唯有干熬,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胀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船员们进进出出船上的大厨房,盯着自己的饭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变得贼明贼亮。
    到处流动的工作,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怜的土产,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从中牟利。船员之间也因分脏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它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血流不断。船从泸州开到宜宾,父亲才被送到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身体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他们为我作了不必要的牺牲,在那难忍的日子里。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我感觉到这一点,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正在演《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母亲捏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
    4
    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死了几千万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饥荒。整个毛泽东时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几年共产主义高调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时,人民又有了些存粮,毛主席就又劲头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实验来。都说我有福气,因为大饥荒总算让毛主席明白了,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乱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文革中工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人饿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相。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他该凶恶一点,该对我做点出格的事,“强暴”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那样我就不多余了,那样的结局不就挺狂热的吗?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
    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么强烈的身体需求。
    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你不是生来这样,胎儿不会有记忆,不会受委屈,不会有创伤。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比如,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饭,我清口水长流。我从不吃零食,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五香嘴”,却对肥肉特别馋,幻想以后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对受亏待特别敏感,不管什么样的亏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里一闹,怎么想也想不开。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众场合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似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脸也瘦削些,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我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呆着,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别人得意,总拿我做牺牲。
    十八岁过去了,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比我大几岁的人出生后挨了饿,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几乎都是死里逃生。为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日子过得自得其乐,我却抑郁不欢。
    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作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的“棒棒”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陪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弄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象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喘气,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别想让母亲给,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一点没沾到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于是没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49年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日,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喝茶的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乱。”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我的父亲规距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眼睛累坏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点还送了命,该算工伤。
    “他的工资搞错了,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我声音放低,恳求地说。
    有人在问,“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检验我。劳资科的人经手着近万人职工,对我父亲的什么事,却比我清楚得多,他们的档案袋掌握职工的命运。
    我委屈极了,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流下来。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室后,心里很害怕,怎么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来,令我惊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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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1
    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份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在手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纠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份。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象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象模象样。五十年代初,三姨夫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共产党当家,样样好,就是他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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