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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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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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