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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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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4.3 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5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 
  5.1 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五日和九日,贺龙两次到中南海找周总理,未遇。这时,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贺龙进行攻击,诬陷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十一日,贺龙的家被抄。贺龙只好携薛明到周总理家里。 
  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叫人接通了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 
  总理本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月十九日,总理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育。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对贺龙说:“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 
  5.2 移住北京西山 
  1967年1月20日,贺龙与薛明移住北京西山某处。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贺龙夫妇,还有担任警卫的战士。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七日,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九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总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方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 
  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载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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