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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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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小狗包弟(2)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决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探索(1)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看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①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 
  “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探索(2)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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