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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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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人到中年》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侄女从遥远的边疆写信来说:“我们工作很忙,设计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作为技术骨干,总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务劳动又重,真有筋疲力尽之感。最近《收获》中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这些中年科技人员的写照。一些基层干部总喜欢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人,而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国式的“四化”吧,也离不开他们。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她把我养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笔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从她那里不断地吸取养料。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当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献出一切的。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还有姜亚芬医生,对她,对她(他)们,祖国母亲也会张开两只胳膊欢迎。难道海外华侨就不热爱祖国?难道外籍华人对故土就没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条件,“外流”也可以变为“内流”。建设新中国,人人有责任。这个伟大的、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文学的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作者在作品里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贩卖谎言,读者们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再论说真话(1)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 ① 上我的《随想录》 (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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