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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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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决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 
  “忘记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决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   
  怀念鲁迅先生(2)   
  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 
  “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 
  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七月底   
  鹰的歌   
  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获》杂志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文章不长,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见过鲁迅先生,脑子里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仿佛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听先生谈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谓“阴间”或“九泉”,连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烬”的年纪了。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是受到怀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写好的《怀念》送到《收获》编辑部,拿到文章的清样后,再寄给《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编者,当时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在我国驻瑞士的大使馆里听一位同志说,她在香港报上读到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国后我杂事较多,也就忘记翻看自己的发表过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过删节的事,我还不知道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不是全文,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说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将近三年的长时间里,《大公园》连续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随想”。我的“无力的叫喊”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响应,主要依靠读者们的支持。我感谢一切对我表示宽容的人(《大公园》的编者也在其中)。 
  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常常听见“鹰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十一月下旬,未发表   
  《怀念集》序   
  病中闲不惯,编辑了一本《怀念集》,还为这小书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把过去写的怀旧的文章集在一起,编成这本怀念的书,从头到尾重读一遍,仿佛在自己一生的收支簿上做了一个小结。不用说账上还有遗漏,但是我也看得出来:我负债太多。这么一大笔友情的债,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住我的肩头。在向前进的时候我反复思考(我不能不思考),我面前出现两条路:或者还清欠债,或者宣告破产。 
  我当然挑选前一条路,我编印《怀念集》就是为了还债,不是为了“赖账”。其实要赖账,现在也容易找到借口。有人不是在宣传忘记过去吗?这样的“号召”有理由,但可惜我不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木偶。“四人帮”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脱胎换骨”变成木偶,我几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在由人变木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点点感情和思想始终不曾冻僵、变硬,我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我所谓的“自己的东西”,就是我在这本怀念的书中记录下来的——我的经历、我的回忆、我的感激、我的自责、我的爱憎、我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些都是忘不了、赖不掉的,它们不断地折磨我的心灵。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的?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在这本书里我也记下了“四人帮”的罪行,我有不少的朋友是给“四人帮”或者他们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惨。他们死了,而我活下来,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忘掉他们,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我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补偿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我愿意把我这剩余的心血和精力,把我晚年的全部爱和恨献给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善良的人民。 
  我不讲假话,我不讲空话。这本书是为那许多位我所敬爱的人和对我十分亲近的死者而写的。我不能用污水玷污他们的纪念。虽然我不相信神和鬼,但是我经常觉得有许多双眼睛望着我,不放松我的一言一行。我不能不对那些敬爱的死者负责,《怀念集》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无法背弃的誓言。 
  我不是白白地编写这本怀念的书,敬爱的死者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说真话,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进。对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着“死亡”,可是我决不悲观,也决不害怕。我不想违背自然规律,然而我也要学习前人,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权利怀念敬爱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小端端(1)   
  一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我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会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命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二 
  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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