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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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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我从成都回重庆,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还留在重庆主持抗战文协的工作,他嘱咐我:“你出去,要告诉我啊。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胡风还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过五言律诗,是从香港寄来的,前四句我今天还不曾忘记:“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写他大清早过江到南岸海棠溪出发的心情,我想起当时在重庆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车,不过我是去桂林。不到两年我又回到重庆,仍然经过海棠溪,以后就在重庆住下来。胡风早已回重庆了,他是在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出来的,住在重庆乡下,每逢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我总会在张家花园看见他。有时我参加别的会或者社会活动,他也在场。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雪峰、胡风都在。会议照预定的议程顺利进行,开了一半宋庆龄因事早退,她一走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务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诽谤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替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张西曼讲话,特务不听,反而训他。会场给那伙人霸占了,会议只好草草结束,我们几个人先后出来,都到了雪峰那里,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对面。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像在严肃地想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像这样的事还有好些,但是当初不曾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正在逐渐淡去,我想追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谈话,已经不可能了。   
  怀念胡风(3)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是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做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怀念胡风(4)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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