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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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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句风流,更加爱不释手。从此,世宗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斋醮焚化所需的青词一概由严嵩主笔。
    按照明代冠服制度规定,皇帝的冠式为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世宗因为信奉道教,便看中了道士戴的香叶冠,他不仅把自己的翼善冠换成了香叶冠,还让他的宠臣也戴香叶冠。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五顶沉水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要他们入值西苑时戴上,并且还传输大臣进入西苑时不许坐轿,只准骑马,这也是仿照道士的习惯。
    严嵩极力迎合世宗的心意,每次入西苑值班,都戴上香叶冠,而且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敬。世宗见了自然满心欢喜。每次入值西苑,严嵩必定骑马,他虽然已是六十几岁的老头儿了,但身体健壮、腿脚灵便,精力充沛,这一点也足以引起一心向往长生不老的世宗的好感。
    相比之下,夏言则耿直不驯。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于朝臣穿戴,因此,他就是不肯戴冠;入值西苑时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32年在斯,他也不肯骑马,依然坐轿,对于这种对抗性的做法,世宗很是不满。再加之夏言一贯对道土之流没有好感,时常流露出鄙夷、轻贱之意,因而得罪了世宗所宠信的道上陶仲文。严嵩乘机与陶仲文相勾结,在世宗面前大讲夏言的坏话,这样,世宗把对夏言的恩宠渐渐移到了严嵩的身上。
    世宗热衷仙道,无暇亲理政事,而他为人好猜忌,想知道大臣们背着他都干些什么,所以就常常派出身边的小太监到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去探查。这些小太监来到夏言处,夏言只顾忙于政事,不愿答理他们,态度就显得傲慢、孤高。而小太监们来到严嵩处,严嵩立即起身相迎,笑容可掬,拉着他们的手,请他们坐下,态度温和地问寒问暖,说短道长,临别还将大把大把的金银塞到他们的衣袖中。这些小太监虽无职无权,但因为随侍皇上左右,是皇上的耳目喉舌,且可以搬弄是非,所以他们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受了夏言的慢待,自然说夏言的坏话;得了严嵩的好处,自然替严嵩说好话。长此以往,世宗对夏言便有了成见,而对严嵩则印象日佳。
    经过一番慢慢渗透的功夫,世宗对夏言的不满日益加深,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正巧,有一天世宗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他们之间的龃龉,严嵩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夏言。他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世宗间紧了,他立刻仆倒在世宗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侧隐之心,连声宽慰,叫他有话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严嵩这才抽抽喀嗒地诉说起来,他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将夏言低毁一番,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边哭边诉,凄切哀怨,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生怜悯。严嵩充满戏剧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世宗对夏言无限恼恨。
    事隔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蚀,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思辨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指脱离经验和实践,仅,日蚀则为奸臣佞人慢君所致。严嵩又乘此机会陷害夏言,说这事应在夏言身上,天象已经警示,若不尽快处治夏言,不仅皇上不得安宁,天公还会再显法力。世宗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一窜掇,便更加深信不疑,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下旨将夏言免职,遣归老家。
    夏言被除,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仕途上的拦路石,他一手接替了夏言所有的职务,进入了内阁,并夺得了内阁头一把交椅——当上了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为所为欲起来。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上,他还是谄媚逢迎;对下则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并加紧网罗党徒、栽植亲信,在朝中的重要部门中安插了大批的党羽爪牙,从而控制了朝中大权。很快地,严嵩的权势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过了两年多,世宗重新起用了夏言,严嵩又退居第二,他又巧奸毒计,将夏言再次赶回家乡,但他还不放心,直到把夏言置于死地才善罢甘休
 严氏丞相父子兵
    严嵩用毒计杀害夏言以后,又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朝中,他除了取悦世宗,巩固皇上对他的宠信而外,就是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意孤行。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搞了四十四年的建醮、祷祀。前二十年,他还能够上朝听政,过问一下朝政,后二十五年,他干脆整夭泡在西苑里和道士们一起炼丹制药,讲求长生之术。严嵩当权时期,世宗早已多年不上朝了,除了征伐诛杀等大事外,别的很少过问;朝臣中除了严嵩之外,别人很难得见龙颜。这就更为严嵩独揽朝纲提供了方便条件。
    严嵩除了投机钻营,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方略,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一意媚上。一提起如何讨好皇上,他就特别有“智慧”,能变幻出无穷的花样,真称得上是拍马逢迎的“天才”、“专家”。
    严嵩得为首辅,日夜守候在西苑直庐,名为忠诚勤政,实际上却是为了时刻窥测皇上的意向。而昏愤不明的世宗竟也被他的这种假象所迷惑,对他更是宠信有加,还赐给他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的字样。这君臣二人,为君者昏庸无能,为臣者阴险奸诈;一个喜欢迎奉,一个善于拍马,这一对儿昏君奸臣相得益彰,奸臣越是蒙蔽昏君,昏君越是宠信奸臣,到后来,世宗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严嵩全权处理,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斥同僚,独揽朝纲。世宗下了些什么旨令,说了些什么玉言,严嵩都瞒得风雨不透,即使是内臣辅臣他也不让知道,更别说其他阁臣想参与批示奏章之事,那简直比见世宗皇上还难。
    随着年岁的增大,严嵩渐渐有些老朽糊涂了,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严嵩有个儿子,叫严世蕃,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历史的特殊性,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凭借老子的权势当上了工部侍郎。这个严世蕃相貌丑陋,狂妄自大,奸滑狠毒不下乃父,且又年轻力壮,显得比他老子还精明能干。严嵩便把儿子拉出来做帮凶。
    阅读世宗的御札之时,严嵩常常呆看半日也揣摸不透其中的旨意,他只得暗叹自己的衰老、迟钝,而严世蕃则机灵奸滑无比,往往能立刻摸透皇上的意图,一猜即中,所做的奏答都能迎合世宗的心意,令世宗满意。严世蕃的鬼子点还真不少,他以重金收买世宗的近侍,让他们把世宗的一切言语行动,包括饮食起居,个人喜好,对大臣的评价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给他。因而世宗的所想所做,他都了如指掌,知道得清清楚楚,世宗要办什么事,他事先早有准备,总是让世宗可心可意。
    严嵩见儿子锻炼得比自己还能干,使偷偷让儿子入值西苑,代他处理政事、批示奏章。这样一来,严嵩更加离不开严世蕃了,不论大事小情,都得依靠儿子出谋划策。各部府有事请严嵩裁决,严嵩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之后再作决定。”(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因而,当时朝廷内外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不能一天没有东楼。有人干脆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其实,称他们为“父丞相、子丞相”也未尝不可,朝中大权尽落他们父子手中。
    严嵩父子一手遮天,包揽大权,他们倚仗权势,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力”为事物的“制造者”,“目的”指事物所要追求的东西。主,卖官鬻爵,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以其本人的贤愚廉赃为依据,而是根据他们对严嵩父子贿赂的多寡而定。大将军仇蛮,原为甘肃总兵,因犯下贪虐罪被劾下狱,他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严嵩,并拜严嵩为干爹,结果得到了宣府、大同总兵的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也是个奸贪小人,他曾经因为贪赃枉法被贬出京都,降为州判,他也以重金贿赂严篙,拜严嵩为干爹,因而又重新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成为严嵩的亲信党羽。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拚命巴结严嵩,以求得到一官半职,而严嵩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力网罗私人,将他们安插在重要部门,充当自己的耳目、爪牙。对于那些不肯依附的官员,严蒿父子则大打出手,同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介,不肯同流合污,严嵩便指使党徒进行诬陷,把俞大猷逮捕下狱。朝中一些正直善良的官员颇为不满,出于爱才,大家凑了三千两银子贿赂严世蕃,俞大猷才被改判发配到大同戍边,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严氏父子利用手中的大权贪赃纳贿,大肆搜刮,可谓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严家的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京城,严府连三接四,高墙峻宇、巍峨壮观,府第前还修建了一座大花园,园中珍禽异鸟,奇花名草,应有尽有;更令人惊叹的是,严嵩动用工役开凿了一片人工湖,面积约有几十亩,湖光云影,画船雕梁,更显得严府的富丽堂皇。象这样的宅第,严嵩在他的家乡——江西分宜连修了五座,座座壮丽豪华,美奂美仑。说起深宅大院中的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就连严府的豪仆,也有几个家财万贯的。到后来,严嵩父子东窗事发被抄家时,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玩宝物,价值连城,无以计数。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
    贪赃纳贿也好,敲诈勒索也罢,严氏父子不论以什么方式弄到手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血汗,都是民脂民膏。严家富可故国的另一面,便是民不聊生,百姓的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国家的财政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海瑞在给世宗的奏章中有著名的一骂,他借用世宗的年号痛骂道:“嘉靖,嘉靖,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其中有对世宗耗费国银大兴土木、修建宫观道院,从事祷祀活动的遣责,也包含了对少数奸臣穷凶极恶搜刮金银的揭露。
    富则思淫,家财聚敛得够多了,就要想方设法在享乐上下工夫。严氏父子的生活极端奢侈糜烂,且不说每天的吃穿用度如何极尽铺排、考究,严世蕃一人就有二十七个小妾.个个穿金戴银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指出它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花团锦簇,严世蕃与她们朝歌夜弦,寻欢作乐,宣淫无度。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常常得意洋洋地向人炫耀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寻得替罪羊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兵侵犯中原,打算以大同为突破口,直逼北京城。大同总兵仇驾本是个奸贪之徒,他原为甘肃总兵,因犯了贪虐罪被劾下狱,他多方求人,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了朝中第一权贵严嵩,并拜严嵩为干爹,不仅得以赦免罪过,还捞到了宣府,大同总兵的官职。仇蛮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不敢抵抗。后来,他见俺答准备调兵攻城,越发惊慌失措,竟派出自己的亲信偷偷去见俺答,以重金贿赂,求俺答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地而转犯他处。这招果然见效,俺答收了仇鸾的重礼,立即引兵东去,攻打被称为长城口的古北口。
    此时的明朝庭正是严嵩得势,他以儿子严世蕃为助手,父子专权,任性妄为,败坏纲纪,搅乱朝政,致使国势衰微,边事废驰。特别是大将军曾铣被害以后,西北边防再无良将,因而,俺答才如此嚣张,胆敢来犯。
    俺答兵临古北口,不废吹灰之力就攻克了这个要塞。明朝守兵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侥幸留得性命的也都仓惶逃窜。俺答率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直奔北京。
    古北口失守的消息传进京城,朝廷内外一片震惊之声,文武群臣面面相觑,一愁莫展;市井百姓人心慌慌,听天由命。一时间主义基捶(1924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整个京城充满了惊恐、混乱的紧张气氛。
    虽然没想出什么退敌的良策,朝廷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兵部下令集合京城各营兵加强防守。军令下达后,兵士却迟迟召集不起来,原来,世宗继位后,只醉心仙道,不关心国事,后来更是由着严嵩父子胡作非为。严氏父子专权乱政,作威作福,根本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不重视军备,军队的管理极其松弛,为将者从来不操练兵马,当兵的竟不懂舞枪弄棒;京城禁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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