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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庞然大物蒋介石意识到不可强取硬拼，而只能智取、分化它，然后歼灭它。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蒋介石拟定了一个分化、消灭桂系的计划：利用桂系的弱点，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子》、《荀子》、《吕氏春秋》中载有其言行事迹。，瓦解河北白崇禧部，武汉李宗仁部及拆散粤桂联盟。等分化计划实现之后，再行发兵，全力征讨，一举击溃之。
对白崇禧部，蒋介石知道其主要矛盾是白崇禧与湖南官兵的矛盾，只要能找到办法把它激化了，白部必乱无疑。于是蒋介石为此进行了秘密的侦查。
侦查结果获知，白部的主力都是以前唐生智的旧部。这些官兵对白崇禧让他们远离家乡长期驻守河北，甚至想让他们去西北戍边普遍产生埋怨，痛恨的情绪。在感情上，他们中的军官对作桂系的官都有一种不光彩的羞辱感，很希望唐生智能东山再起。
蒋介石分析完这些情报后，决定把唐生智作为瓦解白部的突破口。第二天，他就约见唐生智商谈。唐生智自被挂系打败后，已成落泊将军，但他本人并不因此而对蒋介石产生好感。对这次蒋介石的约见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W．Borgius）。编入，他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可蒋提出的条件又实在是大诱人了：提供经费让他去唐山接收旧部；只要他进入白崇禧部，南京政府就立即发布命令，任命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凭这些条件，唐生智想完全可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于是不再多想立即应承。最后在从白部秘密到南京的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的陪同下，唐生智携带巨款乘着日轮由上海前往天津。
蒋介石下了唐生智这步棋后，整盘顿时就活起来了。在唐生智上路的前，为了达到孤立白崇禧的目的，他派何成浚接替了吴忠信北平行营主任的职务，指派人在平、津、唐地区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出的消息。白部立即发生骚动，部队拒绝执行白崇禧的命令，公开闹事驱逐他。白崇禧一看形势不妙，在心腹师长廖磊的陪同下，匆匆逃走。唐生智1928年3月21日顺利接收，蒋介石完成了战略上的第一步。
蒋介石的第二步战略是分化粤桂联盟，孤立桂系老剿广西，使李、白无后退之地。
粤桂联盟是以李济深为纽带的。他是广西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划分上属粤系。但他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因此，在国民党人士中习惯于把他误算作桂系首领。自李、白带兵远离广西后用之虚语”。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明确指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他与黄绍站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这使蒋介石意识到，拆散粤桂联盟，不搬掉李济深就难以达到目的。
为了搞垮李济深，蒋介石决定利用粤系派别繁多复杂的特点，挑动他们在内部相互牵制，一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好戏定会出现。于是他开始在粤系将领中物色一些人监视李济深的行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了与李济深争权，经常为蒋充当坐探。李济深为了团结陈铭枢，主动把广东省、主席的职务让给他。蒋介石认为陈铭枢反复无常，不敢委以军职。胡汉民、古应芬乘蒋犹豫不定的时机，推荐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主任。他也觉得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李济深掌握广东政治分会，三人相互牵制对他也有好处，于是也就同意了。这时发生了桂系发动推翻武汉政治分会主任兼湖南省主席谭延恺的所谓湘案。李济深出于义愤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严加控制部队，批评桂系的违法行为。
蒋介石灵机一动，果断地捕捉这一信息，顺势电请李济深北上，调停湘案。李济深对蒋的诚意有怀疑，不愿前往。但蒋却又派吴稚晖到广州专程迎接。古应芬为了配合蒋，也致电陈济棠力劝李济深北上。陈铭枢为了在广东称王也劝李北上，还表示愿与他一起去。“盛情”难却之下，李济深不得不答应了下来。在他到上海时李宗仁力劝他不要去南京，以免上当。而这时蒋介石害怕李济深溜回去，于是在南京不断地发出催促令。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则向李济深担保绝对安全。这样李济深推辞不掉随同他们四人一起去南京。但到达后，李济深实际上就被看管起来了。到了三月二十日，召开国民党三大全会时，蒋介石宣布对控系的湘案决不放过，第二天就把李济深传到总部，随即押去汤山软禁起来，调解人突然变成了阶下囚。同时蒋介石指令陈铭枢、陈济棠说服粤系的将领服从中央。李济深一倒，粤桂联盟随即动摇．三月三十日二陈等人即联名发表时局通电，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入之战争漩涡者，则粤人公敌。”公开亮出反桂拥蒋的牌子。三月三十一日，陈济棠即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省境。不久蒋介石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广东。粤桂也从此分家、对立了。蒋介石的第二步分化战略就这么轻易地实现了。
剩下的桂系的核心武汉方面，蒋介石则采取挖心战术，分化其力量，使其失去战斗力。
蒋介石首先分化非桂籍的胡宗铎、陶钧，没想到竟遭拒绝。蒋介石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后他的特务侦如武汉桂系的内部矛盾是桂籍与鄂籍军人的矛盾，于是转向分化桂籍军人。此时桂系前线指挥夏威生病住院，由师长李明瑞、杨腾辉接任。蒋知悉李、杨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于是决定策反李明瑞。焦点选定后，他立即派李明瑞的同学周伯甘去汉口与李密唔。从中蒋介石进一步了解到了李明瑞对俞作柏以前让职给他很感激，而且政治上也完全听从俞的意见。为了彻底攻破李明瑞这一关，蒋介石又放长线去拉拢俞作柏倒桂。蒋介石为此不惜地向自己很反感的改组派求援（当时俞跟改组派交往密切）。经广东分部改组派黄鸣一、阮若梅牵线，蒋的代表杨泰芳得以与俞见面。杨泰芳当面递交了蒋的亲笔信，并向俞作柏许诺，如果拉李、杨倒桂成功，中央委他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他决定。俞作柏于是决定同蒋介石会唔。蒋介石马上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职，然后俞作柏用蒋所赠巨款潜赴武汉，买通了李、杨，他们决定伺机倒戈，并商定了秘密联络地点与方法。联络成功后，俞作柏返回上海等待行动。
至此，蒋介石对武汉桂系的战前分化计划已全部完成。三月三十一日晨他即发出总攻击令。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首鼠两端的何健首先倒戈，后是李明瑞部，剩下的胡、陶、夏（斗寅）部也在蒋的威胁利诱下很快瓦解。蒋介石占领了武汉，桂系第四集团军全部瓦解。
蒋介石消灭了桂系这一强大的对手后，又把目光转向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双方断断续续交战不少，互有胜负。延至1930年4月1日终于发展为生死大决战。
面对蒋介石的“紧缩政策”，国民党各派系包括阎系、冯系、政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重新组织起来的桂系纷纷组织起来，形成反蒋联合阵线，以阎锡山为首领。当冯、阎等联合反蒋的旗帜树立起来之后，立即吸引曾叛投蒋介石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韩复榘等将领。
看到如此咄咄逼人的对手，蒋介石心里确实有点发慌。但当他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附和反蒋联军时，心里顿时安定了下来，真是谢天谢地。他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势力难以百分之百取胜，但一加上张学良则会稳操胜券。于是立即派要员前往沈阳游说，并委任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张学良仍不愿掺和进去，要保持中立，除答应、接济蒋一些军火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过问。
开战初期，先是蒋军获胜，但五月二十六日，西北军以迂回战术，给正在气焰之上的蒋军以迎头痛击。甚至连蒋介石也在柳河车站差点成俘虏。联军在陇海、平汉两战场大获全胜。但由于冯玉祥指挥上的短视，没有乘胜南下与直逼武汉的桂系会合，致使平汉线的蒋军能够卷土重来再次消灭了桂系。蒋介石解决了后顾之优后，为了挽救北方败局，六月上旬策划了一个“和平运动”。但除了张学良响应之外，谁也不搭理，蒋的“和平”计划宣告破产。此计不成，蒋又生一计。他根据阎、冯军，配合不足，拆台有余的情况，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结果阎的晋军受到蒋的猛烈打击，这才想起要请冯玉祥在陇海线上配合作战，连忙恢复已中断的对冯军的物资支援。蒋介石则根据西北军穷，官兵生活艰苦的特点，对西北军发动“银弹”、“肉弹”的攻击。他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阵地办起俱乐部，选择使干引诱西北军官兵的地点，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员。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分文不取。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在他们玩乐吃喝之余，特务趁机从中拉拢策反。许多官兵暗中串通。随着时间拖得越长，拉拢的人就越多，官兵的叛心也更坚定。因此当冯玉祥为了对付8月底至九月六日蒋介石发起的总功而奋力拼杀时，却不知道他的许多部下早已被蒋的糖衣炮弹击伤了，毫无战斗力，甚至接连出现倒戈叛变的情况。
蒋介石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结束对峙状态，不惜付出高价再次派人收买张学良。命令南京政府代表，张学良到哪里就紧随到哪里。派刘光为代表，携带几份国民党的委任状前往，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见张学良仍不为所动，又派张群、吴铁诚带去巨额现款进行活动，又增加委任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长。张学良乃不表态，蒋又以高官厚禄拉拢张的部下。派何成浚收买临绥驻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延福，许以三百万现洋，让马叛张投蒋。同时请英、法公使作说客，说服张学良支持南京政府。在蒋的多种方式冲击下，加上张学良看到获得平、津、唐等华北地区，于是同意在蒋军攻下济南后，东北军即出兵协助结束战局。
张学良履行诺言，1930年9月18日，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形势立即发生变化，扩大会议的成员首先成鸟兽散，后各杂牌军纷纷投蒋、投张，冯玉祥指挥已不灵，只得退回陕西境内，阎锡山回山西。张学良则随后整编其残部。西北军纷纷倒戈。11月4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蒋介石则逼他们出洋。
至此，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对手全都打跨，并整编其军队，真正成了国民党的霸王
蒋总统耍弄代总统
深冬的南京城寒气袭人，身处总统府暖室里的蒋介石此时虽免受冷冻之苦，但他仍感受到一种比冬之严峻厉害百倍的痛苦正在向他袭来。淮海战役几大主力兵团相继被歼，杜鲁门战胜他曾看好和支持的杜威连任美国总统，并停止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白崇禧、程潜、张轸等人请其下野的电报接二连三，件件事情就象重锤撞击着他的心扉，一场信任危机已在国民党高层渐渐蔓延开来。为了试探部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蒋介石决定招集国民党各要员开会讨论自己的引退问题。
1948年12月31日晚，李宗仁、孙科等要员四十余人应邀到其黄埔路官邸开会。会上大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他去职，只有谷正纲、张道藩等坚决反对，谷还为此号陶大哭，如丧考妣。蒋介石看此形势，心中大怒，大骂说：“我是想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处境不佳。中共在12月25日公布战犯名单时，他又名列榜首。至此他已处于战既无望，和亦不可能之境地。于是无可耐何地决定请李宗仁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以争取经气的时间。并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开始向外界暗示其有意退休。
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傅厚岗李宗仁的住宅，请李“担任”总统职务。一见面，蒋首先问：“你看现在的局势怎么办？”
李说：“我们现在样样处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当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