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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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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第249—250页)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保留了神学的不彻底,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论学说。唯心,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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