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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她说。“他请你原谅并且少候。你是不是愿意当天使，愿意不？”
“天使？”
她扭摆着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进一间挺可爱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画画的是些圆圈和粗线条，从中可以看出一张小孩面孔的轮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画在正中间儿。但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没听说过有红头发的天使。”
“我不是红头发，”塞梯尼亚兹悻悻地说。“那是一种金褐色。”
“这个说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反正你喜欢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掼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们订了几箱‘瑶池’。他说你爱喝这种酒。午餐将在一个半小时后准备好。请坐，随便一些吧。他告诉我说，你很讲究礼仪。如果你想打电话或者洗淋浴，请自便。我要去画完我的天使。其实你还真有点儿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人，却弄不清楚这个人与雷伯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女人提到雷伯时并不叫他的名气却称“他”；还说“我们订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塞梯尼亚兹思忖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我在这儿吃午饭，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还有‘瑶池’，这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而那个家伙还真记住了！”
“我的确要打个电话，”他说。“取消另外一个约会。”
“登上一段楼梯便是书房。他说你可能要用电话，我又你们准备了满满一缸马丁尼酒，完全按你们的口味调的。”塞梯尼亚兹上楼去，见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电话却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十本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这里也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籍犹太人，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就是一些法学著作，其中有两卷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国际法概论》、几卷《吉尔曼国际法手册》和《国际贸易法杂志》，还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乔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许多功夫啃过的一些范本。
塞梯尼亚兹看得出雷伯没有放弃钻研法律。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一个绿色的文件夹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许多电话机旁边。文件夹上有他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还有他不那么熟悉的字样：D。J。S。是不是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的姓名缩写？他一边在电话里要秘书把所有的约会改期（时间另行通知），一边伸手去拿那个绿色的文件夹。
但他终于没有把它拿过来。他挂断电话，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儿坐下，拣了一本索尔·贝娄（注：美国作家，父母为俄籍犹太移民，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看起来。几分钟之后，他听见前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话，然后，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没声儿地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卫。我想从曼哈顿走回来，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计错了。你应该把文件夹打开来。”
他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来，那显然是给你看的。否则我就犯了个错误。可谁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罗德会犯错误？塞梯尼亚兹又一次感到不快。
“请原谅，大卫。我有时候使你觉得为难。请不要生我的气。”
他走进屋里坐了下来，仍然是他习惯的一种姿态：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两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离恍惚，他和蔼地说：“现在你愿不愿意看一看文件夹？”
塞梯尼亚兹放下贝娄的书，走到桌旁。文件夹内只有一页打字的文件。上面写着：“塞梯尼亚兹，大卫·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详见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监视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停止。”签字只有一个字母J。
“杰思罗，”雷伯说。“想必迪耶戈把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诉了你。不言而喻关于我手下一些人的情况的档案是他派人给你送去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
“我被监视起来有多久了？”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注：此处有些疑问，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年七月才到的纽约，八月才开始的创业，不太可能从一月起监视塞梯尼亚兹。）不过，想必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他发现我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现，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么也没有。杰思罗深信，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没有被查出来。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动摇了他这个基本信念。”塞梯尼亚兹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样，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塔拉斯也一样，”雷伯说。他那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实在令人恼火。
“对他的监视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举手阻止对方开口。
“大卫，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让杰思罗停止监视乔治·塔拉斯的？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请你别问。究竞我是先表示信得过乔治，后表示信得过你呢，还是相反，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监视了你十七年，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现在我要撤销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个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
“你使我觉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亚兹说。
“因为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来。
“不妨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敛容，眼睛又朦朦胧胧地地望着塞梯尼亚兹。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卫。记得吗？”
“记得。”
“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不是一清二楚？”
“当然比不上你的记忆。”
那双灰眼睛颜色似乎变深了些，目光呆滞，就像着了什么魔进入被催眠状态。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大卫，下面的你还记得吗？”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在软化。渐渐地，他让感情占了上风。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
“对，大卫。”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了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么，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点点头。他在微笑，态度极为亲切、友好。
“我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想搞感情讹诈”
他把腿挪动一下，从衣兜里抽出手来，张开手掌，露出大拇指与食指相交处长长的伤疤。
“刚才我一路走，一路确实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决不会忘记我救过你的命。’写这句话的也是一个法国人。你的确欠我的情。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
“这并不永远是长处。”
这番话表明他几乎为此而感到苦脑，这有点难以想象。又一阵感情的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想：楼下那个女子看上去很象夏眠
两人又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儿，雷伯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走动。
“海梅·罗查斯，”他说。“当初我曾这样想：不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名字。结果你花的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少一些。自从我意识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开你。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你从哪儿得到的线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是的。”
“当我在他面前谈到那八百万棵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惊讶。后来你到梅里达他家去了。他会向你提到那些树，这是合乎逻辑的。大卫，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海梅·罗查斯和乌巴尔多·罗沙，这第二个是巴西人。你不要把他们混淆起来。很快你还会知道其他一些名字：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热·索克拉特斯，也是巴西人。另外，象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吉姆·麦肯齐、让·科尔切斯科、特拉雅诺·达席尔瓦、黄森、乌韦·索别斯基、德尔·哈撒韦、伊莱亚斯·魏茨曼和埃塞尔·魏茨曼、莫里斯·埃弗雷持、玛尔尼·奥克斯——这些人次要些，虽然他们对我来说也极为重要。他们还没有出现在你的任何案卷里。但是我们今天会面，就是要谈这些人。”
他又坐下。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东河和曼哈顿上空，给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抹上一点儿人情味。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几项业务，你和我知道这些业务总共有多少项，知道它们有时候是多么复杂。如果用钱来计算，我的身价究竞是多少，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是贪得无厌的。我对此不感兴趣。”
他微笑着。“你知道，我这不是装腔作势。”
“我能向你提供准确的数字，”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你给我一些时间。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
“我一天都不给，大卫。”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别人都抛得老远。”
“那很好，”雷伯说时略带几分嘲意，似乎觉得挺可笑，但并不显得无礼。
他伸出大而瘦的一双手，除了伤疤处，皮肤都呈棕褐色。在那时候，塞梯尼亚兹并不知道这伤疤是怎么得来的。雷伯没有戴手表，也没有戒指。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比以往我所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意义都更为重大。我还没有对你谈过这件事，而且，在明年之前，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是一项要作很长时期努力的事业，大卫。如果你同意的话，两年以后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塞梯厄亚兹暗自思忖：“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我。”他深知雷伯的脾气，从上面那些一句进、一句出的话里，看得出这是雷伯的缓兵之计。
“的确是这佯，”雷伯说。“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你。”
“既然如此，你就什么也别说。”
两只大手第一次握在一起。
“大卫，我在缔造一个国家。”
雷伯说他已投资八亿美元。但那只是开了个头。他估计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可能更多，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问题需要解决。他说“相当一部分”的时候，同几分钟之前说他所开创的事业有“许多项”并且“很复杂”的时候语气完全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画家来通知，说午餐己准备好。进餐时，他们讨论绘画、书籍和电影，艾利攻击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德·司塔尔（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955自杀）的人，而雷伯却狂热地为之辩护。可是，一吃完饭，雷伯和大卫就回到楼上那个白色房间里去，把门锁起来。
王说，从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年以来，他或多或少有这个想法；在那之前并不想，真的不想。也许想法还不那么清楚。他有很长时间没把这件事情想透彻。但是现在他考虑成熟了，或者几乎已经成熟，反正谁也说不准。
“我指的是我的梦想已明确，大卫。至于实现这个梦想，还早着哪。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还要克服许多阻力然而我是正确的。一个自由人，如果由于这些障碍，由于一些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国家的干预而不能实现他合理的梦想，那么，这人只能算是在最野蛮的时代浑浑噩噩过日子，一旦出现无论什么样的专制制度，他都得当顺民。你对我是有所了解的，大卫这难道是我所能接受的吗？”
他一下子变得口若悬河，坐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对面滔滔不绝地谈了好几个钟点。而塞梯尼亚兹则被搅得晕头转向，一忽儿相信这个构想行得通（连他也相信起来了），一忽儿又认为荒唐透顶、愚不可及。他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一列举，哪些计划已经完成，哪些正在进行，哪些尚未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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