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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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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适、王世杰、蒋梦麟、梅贻琦号称陈诚的“嵩山四友”,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职来阻止蒋的“三连任”。

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新规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连选连任,不受有关规定中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梅贻琦也受株连,若非早逝,下场比陈诚会更惨。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梅贻琦也立刻表示同进退。然而,蒋介石只准两人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台湾行政当局。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准陈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的职位,并提名严家淦继任,此时梅贻琦已不用跟着走人,因为他已积劳成疾离开人间了。





蒋介石举荐严家淦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六十八岁。在三年前梅贻琦已先他而去。早几年梅也患病,他又迭辞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辞职后,梅仍兼任台北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子反应炉由原委会主管,炉又在“清华”,梅贻琦愿意兼这个差,说穿了还是为了基金,目的就是保管清华基金。





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以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

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的建制。

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和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为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市、县领导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市、县长纷纷想方设法游说梅贻琦,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贻琦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他的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





梅贻琦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却没想到,当他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介石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梅以为蒋介石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他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以及对梅本人的尊重。

其实梅贻琦哪能猜得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对核能的运用绝非仅限于和平用途。但蒋介石怎会把心里话告诉这个让他不放心的书呆子呢?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市、县长的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梅贻琦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约166。65米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崎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千米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

如何处理基金是重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要梅贻琦回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就派人守在那儿。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法律界著名人士向梅贻琦展开攻势,希望他能自动交出基金的管理权。蒋介石等当权派在蒋经国的幕后策划下,搞了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先解除他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再解除他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职位。

具体做法是先将梅贻琦从学术云端拉下来,让他蹚入政商之间的混水中身败名裂,或是让他身陷政治泥沼中,累也把他累死。许多政客与打手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到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以“洗雪耻辱”。

据参加讨论会的梅贻琦的秘书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耻辱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耻辱”无何关系云云。

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但有些人还不死心,蒋经国又策动地方势力向梅贻琦要经费,名为地方建设经费,实为敲竹杠式的黑道勒索。但梅贻琦不为所动,公私分明,又经过几次反复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财政主管部门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众多政客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桶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上蹿,几欲吐血晕倒而方休。

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喝到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订立了原子和平用途协议,政府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原子科学之研究,乃电召梅贻琦校长返台筹议。11月,梅校长奉电返台,暂居台大校长钱思亮宅,与胡适等原则上确定清华在台湾先恢复研究院,接着环岛勘查清华校址,初步选定新竹赤土崎与南港(今“中研院”址所在地)为两处候选地。

12月,租台北市中华路77号为办事处。同月,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梅校长与时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张其昀共同主持,会议决定:

(1)先设原子科学研究所;

(2)校址确定在新竹;

(3)建筑费与日常运作经费由政府拨付,图书、设备经费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出席委员有梅贻琦、蒋梦麟、俞大维(马纪壮代)、钱思亮、浦薛凤、陈雪屏、袁守谦、江杓、戴运轨、徐柏园(谢耿民代)、李熙谋、金开英、钱昌祚、洪绅(浦薛凤代)、张其昀、吴俊升、孙宕越等,由召集人张其昀作报告,对清华大学过去之成绩、复校之使命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张其昀表示,他奉了蒋介石之命,希望在梅校长领导下,充实设备,集中人才,对复兴大业作切实之贡献。言下之意,这个核研所不只是培养核能人才、研发核能发电,当然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秘密,那就是研发核武,制造原子弹。

梅贻琦校长还傻乎乎地听不出来弦外之音,他在报告筹备要点中仍强调和平用途方案。同时仍忘不了在祖国大陆的清华,他以祝愿的心表示这将使北京清华园学子闻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爱校之心溢于言表。

大会旋经安排好的仪式讨论决定,研究院之计划,拟先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应原子能和平需要,兼为推进原子科学之研究与此科人才之训练。核子所预定于1956年度第一学期成立,招收研究生,各项研究工作均采取学术研究合作之方式,与有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配合,使建教合作之方针得以贯彻实施,此当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新发展。

然而真正的目的梅贻琦却没想到,是蒋氏父子移花接木的把戏,他们要把和平用途改变为军事用途。事实证明父子两人的确朝这条路上前进,结果被美国人发现,终究被迫拆除了。梅贻琦只是他们装饰的门面而已。

台湾“清华大学”及核子反应炉地点择定在新竹联合工业研究所旁,石油公司拥有的土地约占3。3万平方米,适在新竹通竹东大路之侧,交通便捷。且工业研究所已有水电及天然煤气之管道,将来接通,皆甚方便。此外,关于研究所之建筑经费,日常运作经费之筹措及教授之选聘等,经详细交换意见后,已有初步之商定。研究所所缺的专家、教授,除一部分在台敦聘外,其他将由梅校长与在美国的中国科学专家商洽,使部分人回台执教。校舍之建筑,短期内即将设法动工,以期于次年暑期内完工。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了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及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梅贻琦聘陈可忠为教务长,接着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

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了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

早在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陆续前往该所任教,尚在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但梅贻琦等不到收获就撒手归天了。

1960年初,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装设之热能率1000千瓦之水池式核子反应器首次达到临界(发生核能作用)。台湾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特就原子炉工程进展情形发表谈话:该反应器系美国奇异公司承制,台湾“清华大学”订购该批机件后自行负责其工程设计及施工。实际装机工作除清华本校人员外,并约有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及联合工业研究所等派员协助。台湾“清华大学”系于1958年3月与奇异公司订立采购合同,是年5月在新竹校址内选定地点,举行破土典礼。

建筑工程则因准备手续繁多,于12月9日才开始,装机工作于1959年10月开始,全部工程共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此项设备及建筑工程费用高达110余万美元,经费来源为最近三年清华基金利息及由基金暂借款共80万美元左右,又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允予补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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