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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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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

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

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

雷震在日记中记载:

“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





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

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

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

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

《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

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

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

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





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

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

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





2 “祝寿专号”事件


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

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

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

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

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

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

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

(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

(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

(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

(4)财政问题。

(5)经济问题。

(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

(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

(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

(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

(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

(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

(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

(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





3 “孙元锦之死”案


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

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

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

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

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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