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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笑两声说：“王连长，你说这办法不行，那你指条道给我走，你别忘了，我是黑七类子女，前两天又因为闹事在场部挂了号，招工、上学、参军，这里面哪一样有我的份？我不用这种方式，怕是要老死在咱农场了。”
“唉。”王连长叹了口气说，“小赵，我明白你们不容易，这些知青哪个容易？但是人这辈子就是这样，成分定了就是定了，由不得你做主，这世上哪有人事事顺心？谁没个三灾六难？要都像你这样想，大家也不用活了，全死了算球。小赵，有些事能忍，有些事不能忍，还有些事你不能忍也得忍，你现在觉得不能忍，再过个二十年你再想想，也没啥不能忍的了。我一直想教你们的就是忍那些不能忍的事。小赵，人是对抗不了政策的，人家给你定好了规矩画好了框，你就只能在这框里面折腾，你要是折腾出了框，就会有人收拾你，你明白不明白？”
我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王连长的话我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可是有一句他说对了，我们现在就像取经的唐僧，被孙悟空画个圈圈关在里面，出了圈就要倒霉，只不过孙悟空画圈是为了保护唐僧不被妖精掳走成亲吃肉啥的，那我们呢？我在心里默默地念，我们的再教育啥时候是个头啊？
计划失败反倒砸伤了王连长，赵跃进被关禁闭，我的心情越发沮丧，整日阴云密布，我又去找了几次老勒刀，家里始终没有人，养的鸡早没了踪影，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去场部问小黛农关在哪里，场部的干事不告诉我，只说他们不知道，还追着我问我的深刻检查在哪里，我懒得跟他们啰唆，心说检你妈的查，一溜烟跑回连部。他们又去医院找王连长施压，让王连长逼我写检查，王连长大怒，说没看老子腿都折了吗？就不能让我安生几天？一顿拐杖把场部干事打了出去。
连里新调来一个姓韩的副连长，是个小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他们家谁给起的名，叫韩信。韩信连长唯唯诺诺屁事不管，谁来了都是一句话：找王连长去。有一次我们跟他开玩笑，说韩连长，你既然敢叫韩信，想必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混个齐王啊、淮阴侯啥的当当。韩连长脸色一暗，说韩信也不容易，受胯下之辱而面不改色，是大丈夫。我们说那当然那当然，要当齐王胯下之辱是必经之路，我们不介意当泼皮无赖，可以帮你这个忙。韩连长脸色大变，一言不发就走了，我们还莫名其妙，心想这小子大概受了不少胯下之辱了，可是还没当上齐王，所以心情郁闷吧。
到云南以来，我一直混混沌沌过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算乐天知足，但是事情一件接一件，排山倒海地向我冲过来，让我无力招架抵挡，使我的心里充满绝望，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走入茫茫迷雾，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下一步迈出去会不会跌入万丈深渊。
八、1976，粉碎“四人帮”
1976年，中国走入了“大灾之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全都陷入悲痛之中，农垦局又下达指示，全体知青照常生产，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知青们很愤怒，周总理是好人，文革中顶着压力保护了不少人，是忍辱负重的楷模，尤其是1974年亲自收拾了一批迫害知青的干部，在我们知青的心里有很高的威信。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有谁还能给知青一条出路，那就是周总理，现在他逝世了，谁还能给我们做主？
4月5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不久，在云南知青中开始流传一部分天安门诗抄。我记得当时最有名的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骨沃中原土，魂入九垓舞；英灵在人间，长擂震妖鼓。”这首诗写得气吞山岳，尤其是前四句，更是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开始私下进行悼念活动，偷偷戴小白花，领导问就说家里死了人。领导自然不相信这么多人家里一块儿死人，但是他们知道此时知青人人心里压着火，也不敢过于干涉，只吩咐各级干部严密注意知青动向，防止闹事。当时我也写了一首：“神州惊闻天已陷，哀雨纷纷洒阶前。泪罢吴钩擎三尺，斩妖除魔天地间。”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是足以表达我心中的哀痛和愤怒，我把诗贴在场部门口，引得众人纷纷来看。
贴出去第二天，诗就被场部的干事揭走了。我后来才知道，场长书记看了我写的诗很生气，认为我蓄意攻击中央文革，违反中央政策，挑动知青闹事，实属十恶不赦，立即组织开会讨论，准备把我定为反革命送公安机关处理。王连长在医院听说此事，拄着拐杖连蹦带跳冲到场部会议现场，进去二话不说从场长手里抢过我的诗揉成一团塞进嘴里，硬是给咽了下去，咽下去以后仍旧一言不发，又蹦回了医院。场部领导怒不可遏，认为王连长故意损毁反革命证据，要连王连长一块儿收拾，可是说来说去也下不去手，王连长是他们的老部下，抗美援朝的时候就跟着他们，还救过场长的命。场长书记多少还剩了一点良心，就把事情压了下来，把王连长降级为连部普通干事，再给我加一条处分，勒令我再写深刻检查。
我写完诗得意扬扬，根本不知道后面出了这么多事，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快回城的时候班长告诉我的，当时是一概不知，到医院看王连长还跟他开玩笑说连长啊，听大夫说你生病期间不注意休息，四处乱窜耍流氓，现在三条腿已经废了两条，导致夫人改嫁王家无后，今后你可怎么办啊？王连长气得轮着双拐就打，一顿拐棍把我打出了医院。
后来王连长出院变成了王干事，我仍然不明就里，以为王连长肯定是什么事上得罪了场长书记才被降职处理。王连长被降职以后，韩信代理连长业务，韩连长这个连长做得兢兢业业，大事小事一概请示他的下属王干事。王干事也不客气，依旧是连长的派头，照样把知青当孙子一样骂，丝毫不减连长风采。场部要的检查我也写不出来，反正已经又加一条处分了，虱子多不痒债多不愁，他妈的还能骟了我不成？
7月6日，朱老总逝世。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据称整个唐山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个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劈在边疆知青的心中，劈得我们晕头转向。尤其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让我们惊愕不已，在我们心里毛主席就是红色之神，神怎么会死？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啊！毛主席逝世后，各地组织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农场全部停工，并组织知青到各分场安排的吊唁场所沉痛哀悼毛主席。我们全都去参加吊唁活动，我相信不光是我，每个知青心里都在想，当年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再教育”能结束了吗？这只是深藏在众知青心中的想法，没人敢说出来，说出来肯定要倒霉，这是什么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沉痛哀悼的时候，这个时候竟然想着回家？
在吊唁堂我碰上了赵跃进，赵跃进右脸肿起来好大一块，我问他怎么弄的，赵跃进说回头跟你说。当天悼念活动结束后，赵跃进跟我说他被司务长给抽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给我讲了一遍。
自从得知小黛农的消息后，赵跃进一直闷闷不乐，装疯事件更是让赵跃进心有余悸，喂猪都喂得没精打采，弄得猪们都挺不高兴的，司务长也理解赵跃进的心情，就隔三差五跑来帮赵跃进的忙。那天赵跃进在猪圈里嚷嚷：“可以回城啦！可以回家啦。”其喜形于色的样子充满了找抽的嫌疑，司务长听见赵跃进乱喊，过来就是一个嘴巴，把赵跃进打得原地转三圈，摸着脸问司务长：“干啥打我？”司务长说你小子他妈的疯了是不？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哈哈大笑胡说八道，让别人听见打你个现行反革命，我抽你算客气的，别人知道可不是抽你这么简单了，今天的事到我为止，你赶紧把嘴夹紧喂猪去！
赵跃进也吓得不轻，想想司务长也是为他好，挨个嘴巴就不用当反革命了，也挺划算，只好闷声去喂猪，但是挨了一嘴巴多少有点憋气，就跟他的猪碎碎念：“回家回家回家……”
赵跃进的故事再次教育了我，得意之时莫忘形，忘形必定要挨抽。
毛主席逝世之后，被其亲自称赞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开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又是一个霹雳，这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如果说之前，知青们回城的念头还只是星星之火，那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终于把这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之势，文革结束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家啊，我梦中都不曾回去过的家，我的父母可安好？我的兄弟姐妹可无恙？家里还有油茶面吗？
知青们热烈地讨论着“四人帮”的粉碎过程，同时也急切盼望着中央有关知识青年的新政策。我们每天都在关注着各式各样的消息，大道小道的都有，然而一切突然归于平静，除了各地在庆祝粉碎“四人帮”，有关知青的消息什么都没有。我们像是破旧的玩具，被丢在角落里，没人记得了。
1977年1月，我突然收到了我四姐赵争鸣的一封信。我非常奇怪，因为在我们家没人有写信的习惯。我和赵跃进当了快五年知青，只给家里和二姐赵援朝、四姐赵争鸣各写过一封信，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在哪里。其他我们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写赵卫国杀了人逃亡缅甸？写赵跃进被人洗胃洗到吐泡泡？写我每天在宿舍吃蚊子？写我们的三花被人扒了皮？这些我都不想写，我妈看到这些会疯掉的。要么写我们很好，一切都好之类的？我不想骗他们，不好就是不好，写得越好他们越要怀疑，还是免了吧。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再通信，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何必相互诉苦？何必要见识更多的苦？老实讲我们见得太多了，多到已经远超我们的承受能力了，可是我们仍旧要承受，那就自己承受吧，不要让别人帮你分担。
赵争鸣的信很短，只有四个字：“马三死了。”
马三的死是我后来回城见到赵争鸣之后她才告诉我的详情，但是因为这件事也发生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所以先讲在前面吧。
提起马三就要先讲一讲马三的爹。马三的爹叫马步禅，比我爹年纪大，和我爹不一样，马步禅是正牌的“海归”一族，在英国老牌大学索尔福德大学学习物理，学成后一腔热血回来报效祖国，在一家研究所当研究员。马先生本着“先立业，再成家”的祖训，结婚比较晚，婚后也响应号召生了三子两女，一家也算其乐融融了。
马先生为人很正直，既保持着英国人彬彬有礼的习惯，又坚持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妥协。大概也算是英国人特有的固执吧，总之马步禅是个直性子，却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1950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马先生就被当成英国特务收拾了一番，后来又说证据不足给放了，仍旧回研究所上班，整得马先生自个儿都莫名其妙。1957年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开始所谓的大鸣大放，帮助党进行整风，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马先生就多了个心眼，冷眼旁观，屁也不放一个。后来整风运动进行到高潮，号召人人都要提意见，研究所的领导开整风会让马先生参加，跟马先生说如今整风运动形势一片大好，各界人士都在畅所欲言，这说明党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们都应该配合这场运动，让我们的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不配合整风运动就是不爱党，不爱党就是不爱国，等等等等说了一大通，然后就让马先生也发言。马先生心想既然都这么说了，我再不说点啥就有点不识抬举了，那就说点吧，然后马先生就把资本主义政体和社会主义政体孰优孰劣逐点做了个比较，最后总结说还是社会主义好，但是也有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地方，末了还说我是学物理的，最讲究事实，说的都是实话。
马先生发言不久，反右运动就开始了，马先生因为“恶意攻击社会主义体制”被扣了个“极右”的大帽子，马先生委屈得不行，就找领导说理，说不是你们让我帮助党整风的吗？你们让我畅所欲言，我说完了你们就给我扣帽子？领导说当然要让你说了，你不说我们怎么发现你这棵大毒草？马先生气急败坏，说你们这是搞阴谋。领导说这不叫阴谋叫阳谋，我们是党的工作者，只要我们做的工作对党有益，可以采取任何方法，这叫做兵不厌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