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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后夹击，所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犯难。可就在这时候，孙传庭秦军的主动进攻，就为顺军解决了这个难题。
而孙传庭的秦军在入河南惨败以后，立刻就回陕西舔养伤口。而在此前，朝廷为了把每一份可以利用的力量抓在手中，于是先后加了孙传庭、侯恂和余子琏兵部尚书衔，改称督师，共同负责包括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各路兵马，负责统一指挥剿平农民军。当然。有着三位督师指挥，能做到统一指挥才会见鬼了呀！
而在其中，余子琏的黑云军兵力最少，朝廷的态度也是有胜于无，而余子琏也不是不折不扣地听从朝廷的命令的。
而侯恂。从名义上他统帅的部队最多，有着吴世恭的汝宁军和左良玉的楚军，人马数几乎接近到了四十万。可是在实际上，他却完全控制不住这两支部队，所以侯恂根本也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唯一的希望也就是孙传庭的秦军了。
而孙传庭在河南惨败以后，一回陕西，他就努力扩军屯田。他不仅搜罗了西北附近所有的明军，而且给亦盗亦匪的地主武装大发赦令和官衔，把他们都编入到了官军中。就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内，秦军竟然在孙传庭的一番努力下，扩充到了十万人。当然，这种部队的战斗力水准也就不用提了。
而且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屯田供应粮饷，那肯定就是白日做梦，所以孙传庭不仅向百姓征用，而且要官绅捐输，搞得整个西安附近地区是民沸人怨。
不过在此时，孙传庭也是有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如果秦军倾巢出动真能取胜的话，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所有人也都知道这种侥幸取胜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可秦军在陕西不动的话，顺军无论是要攻京师，还是南下，都不免有后顾之忧；如果顺军打算先取陕西，孙传庭就可以不脱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固守陕西，这比孤军深入山西可要有利得多。
可是孙传庭也发觉自己顶不住压力了。
一方面，因为李自成的称帝，朝廷一定要惩戒这种叛逆行为，所以不能默许李自成在太原称王称霸；另一方面，陕西的本地官员和士绅，也已经忍受不了这么沉重的粮饷供应了。为了不加重了自己乡土的负担，也抱着以邻为壑的心理，他们也异口同声要孙传庭早早出陕。
所以朝廷催促孙传庭出陕的使者是接踵而至。到了最后，孙传庭只能顿足叹曰：“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
就这样，孙传庭怀着渺茫的希望，率领着他那十万大军，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誓师出征。
第八百三十九章张献忠建国
虽然孙传庭自己信心不足，但是对秦军将士他还是要鼓舞一番的。在出征之前，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选择这个场所，自然是为了托庇于“武圣”之灵。
等到典礼既毕，孙传庭即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率二万偏师；自己则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共八万人马，共十万大军出陕西。与此同时，孙传庭还檄调余子琏的黑云军、吴世恭的汝宁军和左良玉部北上，共同夹击顺军。当然，后面的檄调会否有效果，连孙传庭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孙传庭的上疏出关，固然是迫于朝廷严旨，他自己也确实存在相当的侥幸心理。他认为上次河南之败，证明秦军还是能打仗的，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招致了失败。
另一个因素是孙传庭正好接到诈降了顺军，并窃据了顺军兵政府侍郎要职的丘之陶的密报，说待李自成领兵迎敌秦军时，他将捏造汝宁军北上进攻太原的情报，迫使李自成退师，然后乘衅而起，内外夹攻，可以一举打败顺军。
此外，在山西还在坚持抵抗的一些大明官员，他们也派人到孙传庭处询问出师日期，表示要配合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觉得可以碰一碰运气了。
可是孙传庭根本不知道，他的此次出征就根本没有运气而言。当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但这封回信却被巡逻的顺军士兵截获。当这信上呈到李自成手中以后。李自成是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而丘之陶之计也就立刻变成了水中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永利叔！东边和北面就交给你了。”吴世恭郑重地行礼相托道。
“必不负姑爷所托！小的最差也要保住汝宁、归德安宁。”薛永利也郑重地回礼道。
崇祯十五年腊月十四日，当汝宁军回返大军开到汝州时。惊闻清军再次入关。接着汝宁军又得知了李自成火并罗汝才的消息。
与朝廷不同，汝宁军立即就判断出，李自成和罗汝才的这次火并会大大增强闯营的实力。不过这也源自于吴世恭在上个时空对李自成的印象。因为吴世恭依稀记得：闯营将会席卷半个中国，直至攻占北京。那么说来，李自成和罗汝才的这次火并肯定不会产生什么内耗，并且也会很快地平息下去。
可这么一来。河南的北方和东部防线立刻遇上了极大的压力。为了保证河南不再受到侵犯，汝宁军只能分兵，薛永利将率领包括飞马镇的三个镇到豫东北，之后汇合杨如松的虎吼镇和梁辉、陈永福的新编镇共七万余人，随时防备清军可能从北直隶或者山东方向来的进攻。
而吴世恭将会率领赫飞率领的汝宁军直属部队一万余人，再汇合汝宁新动员的一万新兵。联合南阳张彪的熊捶镇、赵德功的南阳独立协五千，商行护卫六千余，共二万四千人；开进到六安的薛勇蛟击镇、常猛的六安驻军及商行护卫七千，和县收编的革左五营护庄队四千余，共二万五千人；在均州江澄率领的独立协七千人马；在黄冈的冈萨雷斯水师陆战队两个团近五千，还有水师炮舰等，共八万四千多人马。围剿以襄阳为中心的张献忠部农民军。
此外，汝宁和归德除了原先留下的驻守部队以外，再次动员了近二万新兵。而这次动员就把汝宁军最后的底子也压榨出来了，连赵铭也都把他归德卫的三千余军户都动员了起来。
之所以汝宁军这次分兵后，还是把主力对准了张献忠，那是因为张献忠的威胁是眼前的，而清军和顺军的威胁只是将来，因此汝宁军也只能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了。
由此可以看出，河南这四战之地确实很难成为王业所在。虽然这里的交通是四通八达，但也很容易受到敌军的四面围攻。而汝宁军虽然扩军也已经到了十五万人以上。本来觉得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现在这局面一出现，兵力又变成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尤其令人烦恼的是北方。
由于顺军要再入河南，还需先击溃在河南府的黑云军，所以有了前面“这堵墙”。汝宁军还能做出及时反应。可是入关的清军可就不同了。
薛永利手中的七万多人马看起来很多，可是要防御住河南黄河以及山东的大运河防线，兵力根本调配不过来。而且面对十数万清军，汝宁军也只能集中兵力，不可能分兵去驻守每一个城池。
更为不利的是，汝宁军因为是以步兵为主，机动性也远远差于清军。如果清军绕过汝宁军集团准备的决战地点，突入到河南腹地，甚至开进汝宁、归德，那汝宁军将会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甚至在疲于奔命中被清军围剿埋伏，受到难以忍受的损伤。
这也就是为什么吴世恭叮嘱薛永利：只要确保住汝宁和归德就可以了。实在是因为兵力不足。但汝宁军也不可能把时间和兵力都浪费在漫长地等待清军到来中，因此，吴世恭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盘踞在襄阳的张献忠部，接着率领主力北上，与薛永利部一同抵御清军的进犯河南。
而在这个军事计划中，吴世恭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北渡黄河，参与围剿顺军或者到京城去勤王，因为随着形势的改变，现在汝宁军的军事战略一下子转变成为了北守南攻了。
而在此时，张献忠部的声势也更加的浩大了起来。当吴世恭在腊月二十九日等待在南阳府，准备着与南阳、汝宁开来的部队汇合的时候，他即听说了李自成将要建国的消息，又听到了张献忠将要在襄阳建国。
从崇祯初年各路农民军造反到了现在，或战死、或被俘、或投降、或火并，到了今天，天下造反的农民军也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俩位枭雄了。
第八百四十章与侯恂合作
虽然现在从实力和威望上，张献忠要差上李自成一筹，但只看野心，张献忠绝不会比李自成少上分毫。因此，当李自成称帝建国的消息传过来以后，张献忠立刻是不甘人后，准备也同样的称帝建国。
再怎么说，张献忠也要先过上一把皇帝瘾！
在襄阳，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主要的措施有：改襄阳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襄阳府为天授府等。张献忠住进襄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襄阳各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在政权机构方面，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
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官制上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名称。
接着就是开科举，重学校，是大西政权中值得一书的事情。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大西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而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张献忠也非常重视学校，除了任命学道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外，自己还亲临视察。
此外，大西政权还曾发银赈济饥民。而兵饷来源，基本上是依靠没收明宗室和官僚地主的财产筹集的。
从本质和框架来看，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差不多。都想要改朝换代，也都是建立封建王朝。但是李自成因为人口众多，光靠没收官绅财产已经维持不了自己浩大的粮饷供应了，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恢复地方生产，有了一个国家政权的雏形。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却因为四周都有官军围剿。部队数量也少，可以靠没收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因此，大顺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了国家，而大西却还没有脱离流寇的范畴。
而在建立了大西政权以后，张献忠就想要顺江而下。攻克湖广重镇——武昌。
从襄阳逃至武昌的左良玉，根本无心在武昌防御，他依然大造舰船，抢掠百姓，要把这些家财运送至“安全”的地方。而见到了左良玉是如此模样，武昌城内的文武官员也都对保住武昌没有了任何信心。连督师侯恂也都是每日吟诗作画。根本无心于武昌城的守御。
不过在武昌城内，还是有官员想要挣扎一把的。见到了武昌城内一片混乱，缺兵缺饷，朝不保夕。他们一边向汝宁军求援；一边想要整备兵事，守住这岌岌可危的武昌城。
而想要整备兵事，首先就要有粮饷，于是就有人想到了分封在这里的楚王。而分封在武昌城的楚王。他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拿出钱来养兵设防。
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人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
面对楚王如此无赖作风，贺逢圣是彻底绝了指望，他大哭着出府，心死如灰。直到张献忠大军逼近了武昌。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令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实际上这批“新兵”，全是败在农民军手下的惊弓之鸟，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到了这时候可能楚王朱华奎还在玩小心眼呢，难道他想靠这支新募之军，为大明王朝来个绝地翻盘，自己再登上那九五至尊的宝座？如果这么说，那他宝藏的朱元璋所送的椅子，倒也派得上用处了。
崇祯十五年腊月二十日，武昌城内总督行营。
“侯公！舍弟兵戎在身，不能到武昌拜年。晚生来此前，舍弟曾特意叮嘱，要向侯公告罪！望侯公海涵！”吴世礼向上座的侯恂恭敬地行礼道。
“客气了。”侯询客套了一句，接着说道，“不过老夫也老了，精力不济，很多时候说话都没人听了。”
这话一说，就让吴世礼有些尴尬。不过这也怪不得侯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