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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 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 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结果,查良镛离开了《大公报》,转入一间电影公司。” 这是1957年,他进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之 一。金庸的职务是编剧,月薪280港元。但他写剧本,即使不采用,也有3000 港元稿酬。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不要离开我》等多部剧本,有的被拍 成电影。干心而论,金庸的剧本没有显出非凡的禀赋,大概与电影是综合 艺术有关。倒是他这时业余写的武侠大放异彩。继 《雪山飞狐》之后,他 接下写《射雕英雄传》。此箭射出,金庸之名青云直上。金庸的好友倪匡说: “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 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金庸在长城呆了一年多便又离去。原因有两方面: 金庸暗恋上长城当家花旦夏梦。夏梦曾是金庸编剧的 《绝代佳人》女 主角,夏梦就是一个绝代佳人。著名专栏作家哈公曾说:“查先生是一个专 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 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 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郎君有情,佳丽无意。查先生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自觉长城不是他 呆的地方。若再见佳丽与其他俊男谈笑风生,查先生更会痛苦不堪。 对于金庸离开长城,香港传记作家冷夏分析道: “查良镛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 公司的拍摄方针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 查良镛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 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主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 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 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 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金庸35岁。 离职后的金庸,完全可靠职业写作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但他的鸿鸽 之志,又岂能靠武侠小说大师的名声所容纳? 金庸决定在报业闯出一条路来! 稿酬和版税,使金庸有一笔较丰的积蓄。于是他找到他的同乡、中学 同学沈宝新,拉他下海。金庸出8万,沈宝新出2万,合股把10万港元押进 前途未卜的事业。 他们在港岛中环租了一套小小的写字间,作为报馆。金庸任主笔兼总 编辑,沈主新任经理包发行。编辑多时有两位,一位是诗人柯达,他未做 满一个月即离去;后来潘粤生加盟,他曾任 《明报晚报》总编辑,后来又 移居加拿大。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在“发刊词”中,金庸阐明办报 宗旨:维护“公平与善良”。 最初的明报,是四开大的小报。一版是时事新闻,二版是娱乐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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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是小说连载,四版是社会新闻。当时的大报大部是十多二十版,与其 相比,明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人员最少时,仅金庸与沈宝新两人。金庸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他家住 在九龙,深夜天星小轮停开,金庸只能坐电船仔过海。 在香港,创办了若干期又停刊的报纸数不胜数。《明报》幸免夭折,很 大的原因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着。《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2000字。当 时许多人并不知“金庸”与“查良镛”是一个人,都甚觉奇怪:查良镛任 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 数月之后,金庸四处招兵买马,觅得雷讳坡、龙国云、韩中旋等人。《明 报》改为对开大报,第一年就有盈利。 《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招牌菜有:金庸的小说连载、柳鸣莺(雷 炜坡)的“伶星专栏”、简老八(简而清)的马经、识途老狗(汪昆)的澳 门狗经。 《明报》的副刊阵营较强,其中以武侠这道招牌菜最吃香,读者为追 金庸而买《明报》。这在金庸的预料之中,但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希望读 者喜爱《明报》的所有内容,尤其是头版的时事新闻。 政治漩涡 《明报》创办的最初几年,没有自己的物业,频频搬家。起先在中环, 继而搬到上环,再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搬一次家,报馆的办公面积增大一倍,人员也相应增加。可发行量却 老是胶在原有水平。金庸写完 《神雕侠侣》,接下就连载《倚天屠龙记》, 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奏效,心中不免万分焦急。 从1962年2月起,大量的广东人涌进香港。到5月,移民潮达到高峰, 每天有数以万计。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没有哪个地区会欢迎穷人,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 的合法、非法内地人,均采取同一对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警 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 地涌进香港。 对移民潮,金庸采取低调态度,《明报》只作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金 庸说他“不愿惹事生非”。然而,整个编辑部纷纷质问老板。金庸最后作出 全力报道的决定。 5月12日起,《明报》连续追踪报道移民潮,头版几乎是整一版的移民 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气势与老牌报纸《星岛》、《华侨》不相上下。 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悟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 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同时,金庸在 《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 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 出版面,刊登捐赠音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把食品 等物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对这次移民潮,金庸一连写了10多篇社评,表明报纸的立场与态度。 这一时期的 《明报》名声大噪,倍受市民的关注。5月前,《明报》发 行量仅1万多份。自集中报道移民潮起,发行量激升到每天销4万份。《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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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上一级新台阶。 被遣回的内地人,沿途传递信息,到月底,移民潮渐消失。不过仍有 几十万内地“移民”,以各种方式留在香港。港府不再遣送,香港加工业的 劳工缺口很大,他们正好填补。这些留港的内地人,对香港的工业起飞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此乃题外活。 移民潮消失之际,同业有人说:《明报》没有大新闻做,看查老板还有 什么招数,销量必下跌无疑。 这同样是金庸所忧虑的,金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读者对他的社评 同对他的小说一样有兴趣。于是每天一篇社评,都是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政 治形势、社会生活的问题。 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鼓动内地军民起来反共, 井承诺“国府”必予支持。 金庸在《蒋介石的双十文告》的社评中,以挖苦的口气道:“从这两个 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 托在内地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内地人民如果起义反共, 也不至于贪图台方一个 ‘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头衔。” 1963年,内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整肃有“资本主义思想” 的人。金庸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文中,对某些左倾做法 加以抨击: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方 法。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宁可 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干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 呢?” 当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明报》旗帜鲜明站在中国一边。 1962年10月底,中印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猛烈的 侵略行为”。金庸知悉,奋笔疾书于次日刊出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 驳斥美国的声明: “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军,怎能说是‘侵 略性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已,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 就是侵略美国了?” 如前一章详述的,《星报》奉行中立办报宗旨,那么《明报》也是走这 条路。不过,《星报》是温和客观的中立;《明报》是激进的、并带有感情 色彩的中立。社评是一报之魂,单看某一篇社评,你会觉得《明报》似乎 是某党派的喉舌;多看几篇,你才敢肯定,《明报》实际上跟任何党派都无 干系。 正是因为《明报》激进的中立,使得移民潮后的《明报》销量未大跌, 稍后又缓缓回升。有这个效果,为社评绞尽脑汁的金庸,已是十分满意。 60年代中期,《明报》搬到北角南康大厦,共租用四层楼面地下做办公 室和印刷厂。《明报》自置机器,自行印刷,盈利大增。 金庸并不满足现状,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当时香港记者不准赴内 地采访,金庸的对策是:多用外国通讯和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多转 载内地报刊(包括未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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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报》,他们利用了 解内地的特长,写了大量关于内地的文章。后来 《明报》开辟《北望神州》 专版,由丁望、周青主编。专版风骚独领,倍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关于 内地的报道只能望其项背。 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明报》更是一马当先,把报道重点放在“文革” 上。金庸一天一评,他的社评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 这时,《明报》日销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确立。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世界,在欧美城市的街头,都有戴红袖章、 别像章的洋红卫兵,并且发生过骚乱。香港与内地紧相连,影响更是胜过 别处。 1967年香港事件,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故又称“香港式 文化大革命”。香港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全世界劳资纠纷最少的地区”,可 这一年劳资纠纷频繁,工人罢工,上街张贴大字报,静坐示威。港府出动 警察,以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的镇压,激起左派的不满,他们组织“斗争委员会”,每天带领工 人学生到港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号召全港革命群众起来造反。5月22日, 警察又采取镇压行动,冲突升级,酿成流血事件。 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瘫痪。双方对抗演变成城市游击战 式的战斗,子弹炸弹声不绝于耳。香港空前混乱,经济陷入低潮,人心惶 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 《明报》发表社评,反对过激行动。 当时《明报》刚搬到英皇大道561号大厦。为防万一,金庸指示员工把 一切《明报》的标志都拆下来,关紧闸门,暂时停刊,员工暂呆家中。 “暴动”进一步升级。金庸领导员工迅速复刊,并发表系列文章。其 中一篇文章写道: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 作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邮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 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明报》的文章激起极“左”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扬言要对查良镛 和《明报》采取报复行动。金庸被迫逃往瑞士避风。 据查,这次恐怖活动并非斗委会策划的,斗委会的左派精英,并不赞 同混在左派队伍里的不良分子大搞打砸抢。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 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月底,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极“左”分子孤立无 援,事件渐渐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明报》经历这场洗礼,声誉与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