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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乘坐飞机从黄土高原上经过，总是能够看到黄土背景上，出现了或浓或淡的绿色，这绿色不是那种癞子头上的头发那种一块一块的，而是整个覆盖了黄土高原的绿色。
这样的绿化，直接结果就是黄河水质的迅速提高。在清水的冲刷下，原有河道不断被侵蚀。黄河出洛水之前，河道两边多数是山，河道倒也无所谓，出了洛水之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作为悬河的黄河在侵蚀了河道后，导致了旧河堤多处出现崩塌问题。特别是河南地区的河道，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河南省委书记沈茂就此问题专门和章逾会面。
章逾是到郑州拜访的沈茂，好久不见的两位老战友亲切握手，然后谈起了此事。
“我说你直接把旧河堤给铲掉就好了，还让我专程来趟河南，肯定有阴谋。”章逾对叙旧背后隐藏的不良动机十分敏感。他就这样开诚布公的问道。
章逾说的非常有道理，河道被侵蚀，那就铲掉旧河堤，重建新的河堤就好。按现在的黄河水质发展趋势，悬河估计在20年后就会成为历史。沈茂又不是对工程建设毫不了解，这样的会面理由绝不能够让章逾满意。
沈茂也没有假惺惺的对此纠缠不休，他也开门见山的说道：“老兄啊，你听说中央有人要做乱了么？”
“听说了。这消息现在满天飞，我认为是假消息的可能更大。”章逾看上去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章逾一直在地方从事政府工作，和沈茂这种一脚军界一脚政府的背景大不相同。不过以章逾的聪明，沈茂绝对不会认为章逾说的是真心话。而章逾的说法，也不能让沈茂满意。
章逾看着沈茂欲言又止的神色，嗤笑了一声，“我说老兄，刘工贼你不熟，我在政府时间这么久，我还是和他打不过少交道的。不就是提出一个红色资本家的说法么，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么？更何况现在心怀鬼胎的人在政府里面数都数不尽，你老兄还真的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就是没办法一网打尽，总得整顿一下才好。”沈茂也表了态。
“你这就是瞎掰。”章逾冷笑一声，“季氏将伐颛臾，孔老二说，祸起萧墙之内。刘工贼啥时候成了银行团的走狗？说白了就是政府里面有坏人。他们看上了现在要推行的股份制改造。这帮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看似人多势众，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虚实。刘工贼背后有人。这才是关键。”
“背后是何人，我是看不清楚。”沈茂终于说出了心理面的疑问。
“你我都不在中央，所以到底是谁，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到怀疑不是什么大人物。更像是鬼迷心窍的人物。”章逾说道，“你想啊，军队在党的手里。军队这派和这次股份制改革自然是没有关联。银行团虽然可疑，但是银行团在股份制改革当中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能够争到他们希望的东西，他们就谢天谢地了。政府是总理领导的，总理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至于主席一派，你相信主席会选择这样的路线？可是刘工贼没有支持者，他一个人这样宣称，顶多是个哗众取宠。”
“可是现在貌似内部趋势颇有支持者的。我是有点看不透了。我知道你老兄和刘工贼合作很久，这才向你请教么。”沈茂说道。
章逾喝了口茶，觉得味道不错，又喝了一口，这才继续说道：“现在所谓关系过硬的三大铁。一起扛过枪、负过伤、渡过江。军队系统不干政，人大里面那点子席位算个屁。元帅大将一大堆，都是政协委员级别，反而没办法形成统一势力。各地方的省委书记都是咱们陕西众，所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与共谋，嘴仗都打不完。主席就不说了。总理手里有情报机构的老班底，真出了啥事，他第一个知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你猜猜刘工贼和谁走的最近？”
“和谁？”沈茂忍不住坐直了身子，看来章逾要揭露最后的底牌了。
“刘工贼这些年和司法界的那群人走得很近。我敢说，背后的真正支持刘工贼的，就是司法界里面的一些人。”章逾终于说出了沈茂想知道的谜底。
“嗯？哈哈！！”沈茂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就司法界的那群人，他们能干出个什么来？”
章逾没有笑，他微微眯缝起来眼睛，眼皮里面几乎射出精光来，“你想想看，现在能够同时接触和影响党、政、军、财团的，除了司法界之外还有谁？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虽然不是大人物，但是司法界里面有一小撮，甚至是很大一撮人。这些人的能量可不像你想得那么小。”
沈茂虽然忍住了笑意，但是仍然不太敢相信章逾的结论。
章逾仿佛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睁大了眼睛，他语气坚定的说道：“所谓萧墙，就在司法界的院子里呢。能避开总理情报机关监视的，司法界排名可不低。你要是认为一定有坏人存在的话，我认为这些坏人就在公检法大院里。”
共和国司法体系的壮大很有点传奇的味道。司法体系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制度而存在的工具。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司法体系甚至能够成为三权分立当中的一极。在共和国，司法体系则是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的妥协产物。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南北两大局合并之后，自身一分为三。党、政、财团，这三大派系代表着三种颇不相同的治国方向，土星共同体内部的纪律性，一般都会导致残酷的大清洗，最终由某派最终一统党政军。陕西众的出现，强行中止了本来已经出现的大清洗。
在解放中国的旗帜下，各派达成了妥协。本着某种信赖和风险，三大派系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体制形成的同时，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更加强大的层面。权力的分散，对规则的坚守。共和国在这一刻已经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
这样的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大量真正的“政治家”而并非“政客”运营这个体制。以“陕西众”这种非常极端的模式得以满足。
也就是在这一刻，陕西众的权力也终于从陕西集团扩展到了全中国。无数理想者们所期待的完美共和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时代的最强者们避免了内斗，同心协力的完成一个目标。
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新的权力核心是上千名一流的政治家，紧贴核心的外围，是数万名一流的党员。共和国如同蓬勃的朝阳一样，跃出时代的地平线。
对三大势力而言，解决矛盾需要依托的是一个良好的司法系统。无论如何，法律作为制度的准绳，需要的是严谨。这些工作必须由司法专家来负责。需求产生了结果，共和国的司法系统随之迅速兴起。
但是司法系统是由人类组成的，司法系统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认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在三大派系的手下，司法系统不断吸收着知识，思考着问题，聚集着精华的人力。司法系统负责上到解释宪法，下到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在权力的细化过程当中，司法系统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的信念，他们并不愿意再匍匐在强者的脚下，司法系统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与权限适合的地位。
三大派的权限都不允许他们干涉司法的独立地位，但司法系统也绝对无法挣脱压在它头上的“三座大山”。司法系统争取发言权的斗争，这几年实际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共和国三大派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
彻底革命的左派绝对不会喜欢司法体系，“无法无天”的革命对于法律的严谨从来很怀疑。银行团对于司法体系的支持相当有限，商法的运行完全不令他们满意。司法系统决定了行政系统的权限和力度，行政对于司法判决从来都认为要么过了，要么不及。三大派系都不喜欢司法体系，但是三大派系也只能够对司法体系妥协。没有了司法体系的缓冲，三大派系的矛盾恐怕了可就会让大家大打出手。对司法的妥协，总比直接对两外两派妥协要好得多。
但是司法体系的壮大是无法阻止的，三派都希望司法体系至少别有自己的主张。不过从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可谓离谱的错误。
稳定的权力直接让很多人失去了爬升的机会，上层根本就没有留给他们空闲的位置。而这些人眼看着就能够再上层楼。共和国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权力显得尤其珍贵。这些人正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正确认识，以及正确运营权力的能力。这两者的缺乏又让他们加倍的渴望权力。这些人在共和国绝非少数。
在三大派系之间的斗争不够强烈的时代，这些人也只能够顾影自怜。进入50年来以来，三大派系的首脑人物，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资产所有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这让那些人再也不能够忍耐下去。在他们看来，被强行压制的路线斗争已经到了新的关口，只要平衡被打破，那就意味着升迁，意味着权力，甚至还能会带来对“资本”的所有权。如果三大派系再次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机会。这些人的年龄和现在当权者的年龄相差无几，如果等到这些核心权力者下台，新一波的人力就将获得地位交接，他们自己永远只会在强者的阴影下，一生过着平平无奇的日子。尝过权力滋味的人，就站在权力核心旁边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结局。
刘副主席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权力近在咫尺，这咫尺却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大办事员，而并非一个堂堂国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制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发挥力量的努力都失败了。刘副主席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席、总理、各省省委书记，都能够挥洒自如的行使着权力。而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却总是碰壁。在共和国制度确立的今天，个人的资质已经远不如制度的威力，那么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被这样干脆的排斥在权力之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这些人作为“大办事员”，不得不和司法体系打交道，在交道和冲突当中，这些人和司法体系反而越走越近。最终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原先都想象不到的集团。
这个集团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夺取权力”。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夺取这一切权力，然后在司法的支持下，将这些权力固化，永久化。让他们成为共和国光辉时代的领导者，执掌着。成为共和国的伟大者。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他们无疑属于极端派。他们对现有秩序不满，期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并不足以向国家提供真正伟大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一般来说，只有国家最衰败的时代，极端主义者才会有机会。所以可以这样看，这些人的成功和国家的幸运程度成反比，他们的幸运就代表着国家的不幸。
在“资本所有权”大纷争的时代当中，共和国的一切矛盾都必须向这个矛盾让步。这些人也得以隐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开始谋求自己的图谋。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属于温和派，正因为如此，他们倒是最先感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但是出于权力斗争核心的人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胜利，他们的判断力或许就会出现问题，为了拉拢盟友，他们很可能就会让这些人钻了空子。三权分立是稳定的，但是三权分立之间的斗争也是最容易被钻漏洞的。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认为的。理想的斗争比世俗斗争更可怕的一点在于，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绝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满足”。为了正义，一切手段在权力者眼中都变成了正义，一旦斗争变成了这样的结局，“正义的斗争”就会毁了共和国。
共和国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因为当年的妥协而熄灭，相反，被压制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国立的高速发展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大家还可以更多地考虑精神，革命意味着死亡和奉献。现在的斗争直接和经济连接在一起，胜利者能够获得的甘美果实百倍于第一次斗争的时代。
这样的局面，让温和派们忧心忡忡。他们多数身居省级高位，在国家运行的第一线。这些人虽然有过联合起来施压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体有制度的。如果下面的省级干部们串联起来，就是在挑战制度。不仅仅是权力中心的人们要接受考验，温和派们同样要接受考验。如果坚持制度，那么他们的力量过于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风暴，他们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如果他们自己本着自己的“正义”，先乱来起来，结果就是在中央风暴还没有真正掀起风暴之前，就会被省级干部们先卷起的风暴引入一场可能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乱斗。
在1951年，温和派们从没有如此渴望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无论如何，一次全国性会议，总是能够有正规的渠道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过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