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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情感到不了这样细微的地方，这样的印记只能存在于人心，人不在时，就都消失了，即使记录下来也还是消失了。这是思想、文字和语言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样的思辨总是让沈茂感到一种微妙的沮丧。在长久的革命生涯当中，沈茂早已经不惧怕死亡。他已经穿越了无数次死亡，活着走到了今天。但是，沈茂真的不畏惧死亡么？
作为一名马克思的信徒，沈茂还记得马克思说过的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或许沈茂并不惧怕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但是，沈茂知道自己仍旧惧怕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当一个人被人类社会彻底忘记的时候，他在社会范畴上就已经彻底死亡。
每想到这里，沈茂就能够理解到为何那么多老人对于权力异乎寻常的执著。对于老人来说，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愈发接近的时候，权力就是延续他们“生命”的唯一途径了。已经开始步入老年的沈茂，有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的革命紧迫感，是不是自己开始偏执的缘故呢？
沈茂多次听自己的“母亲”谈论死亡，她的评价是自己这辈子问心无愧。沈茂也曾想过自己的死亡，在那临终一刻降临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我问心无愧。”
“我们都是幸存者。所以我们埋葬战友，擦干眼泪，继续前进。”这应该是总理的发言吧。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或者说沈茂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年代，在上层的自救行动统统失败之后，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着人民一同撕碎了旧时代的黑暗，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对于沈茂的侄女，沈凝那些人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哪怕是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也已经足够。可是在陕西众眼中，在主席眼中，还有一个好像是触手可及的更加光辉伟大的使命可以实现。
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度。只要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下去，沈茂自信可以活到80年代，那时候至少在GDP数字上，以及实际生产能力上，共和国是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是第一强国。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沈茂坚信自己在死时绝对可以问心无愧。这一代共产党人重新让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地位，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辛的，甚至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因为共和国不仅仅要建设经济，更要在思想上重建中国。这种触及灵魂的重建，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历史上的话在后世的网民中有各种衍生说法，例如中宣部就是第五纵队啦，中宣部是从CIA领工资的啦。
就算是做出这种论断的太祖直接领导中宣部的时候，中宣部也不可避免的被指责。
一个宣传机构，特别是这个宣传机构作为国家的喉舌，如果他仅仅是政府或者政党下属的“听命部门”，他注定摆脱不了这样的评价。最后在陕西众出身的楚真领衔改组了中宣部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善。
首先就是中宣部与人大和政府新闻办合并，其次，在每一次党委或者政府会议上，中宣部的代表都有权参加。特别是重大决定的会议，中宣部的委员都必须参加。如果中宣部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各种政策决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别指望中宣部能够真的做好宣传工作。
其次，国内在各种报纸方面充分解禁，“言论自由”第一次有了一定的保证。
最后就是“情报解密”，规定了各种内部资料的解密时限。对于各种会议记录，以及会议资料，解密后任何公民都有权去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查询。
这番整顿之后，在60年代，中宣部的工作总算是能够勉强和中共的威名相配了。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大量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原本惨淡经营的很多旧时代的报纸开始看到一线生机。官方报纸自然是秉持着严肃的立场，而且更多时候他们充当的是喉舌，所以很多文章根本也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私人报纸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追求的是销量，针对范围更加细分化。
在一些对中共比较有“好感”的民主党派主导的报纸上，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比较。
作者认为，如果不谈“教义”的差距的话，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有终极目标，公产主义与天堂。有先圣，马克思与基督。有教宗，国家主席与教皇。有核心成员，政治局委员与红衣主教。有机构，党组织与教堂。有基层人员，党员与教士。
当然，在结尾，作者花去了极少的篇幅大概谈了一下两者“教义”的区别，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艰苦赎罪”。大概也是毫无二致的内容。总之都是受苦受累。
这篇文章在文人圈子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篇文所隐含的误导与曲解，让党员们读完之后勃然大怒。
中共党员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党员们对于宗教都接受过足够教育，党员当中也不乏道家的信徒。但是这些都是有底线的，共产党员对于人格化的神，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老子提出的“道”，还能够当成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易经》也能够当成一种哲学观点。至于人格化的神，那就是党员们眼中的“神棍”用来愚弄百姓的邪恶伎俩。
党员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当中，学贯古今的为数不少。特别是围绕在党周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党员的标准并无信心，他们坚定的支持党。这些人多数出身旧学者阶层，参加过缔造新中国，或者很早就开始倾向于共产党。都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义务。之所以没有入党，更大的原因是有些过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党员对于“个人道德”，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视角。
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的这些人，都能够看出这类文章的真正含义所在。无外乎是庸俗化，或者曲解共产党的纲领与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则以小资产阶级文人为主。中共自己都承认，现在的中共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大资本政党。这也决定了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资本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其规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相提并论。中共并非某一个大资本的政党，它是凌驾于中国所有大资本之上的政党。党控制了资本，而不像是外国那样，资本控制了政党。这样的立场，又决定了中共的视角和小资本热爱的“风花雪月，温情脉脉”毫无交集。
强大严密的组织，冷酷无情的制度，井然有序的秩序。这些是大资本的特点，它就如同精密的机器，调动着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运作，向着中共所期待的目标隆隆向前。所有试图与之抗衡的对象，都只会落得压成照片的下场。
例如，光头等人经过了20多年的改造，终于被释放。中共很仗义，想留在国内，可以。想出国，也可以。光头和宋美龄一起去了美国。夫妻俩人深居简出，对一切新闻媒体缄口不言。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蒋纬国。长子蒋经国现在已经是南京市市长，虽然谈不上前途无量，但也绝非无名小卒。
对此，外国媒体质疑蒋介石是不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不敢对中共有丝毫怨言。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扯淡了。蒋介石大杀共产党，被抓之后就算是被处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其实针对蒋介石，国内不少热血青年还嘲讽过中共的政策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对这样的刽子手，还讲什么客气？但是对蒋经国的评价，就是“弃暗投明”的有志青年。
人民日报对此只发表过一番盖棺定论的文章，大意是蒋介石作为战犯，已经受到了惩罚。1960年，蒋介石已经73岁了。把他关到老死，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至于蒋家的亲属，没有任何株连的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只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持中之言却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媒体的认同。各种能够吸引眼球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宣部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必要和这些小报们争风吃醋，就这个问题，一个笔名“德宝宝”的人，倒是发表过一篇还算是有些见地的文章。
“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双向的。就算是某一方主观上并没有想涉及政治。但是一旦政党介入此事，那么本来并非政治问题的事件，也会变成政治事件。基于这个原则，如何使用政治资源，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宝宝”一贯坚持“自由化”立场，这篇文在同党中影响不大，倒是在对立的中宣部，有不少赞同者。
总的来说，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势。步入工业化的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更加纷繁的时代。
1961 年共和国的两会吸引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注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选举，就其“公正性”来说，是绝对被质疑的。事前各国都知道，按照共和国的制度，这次两会的召开，意味着人事上会有重大变动。共和国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选，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更换。在此之前，外国各种预测满天飞。有认为能够实现顺利更换的，有认为不会实现顺利更换的。还有认为干脆会出现政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一定程度出乎意料之外。与海外媒体预测的不同，太祖虽然没有继续留任国家主席，但是保住了党主席的位置。在共和国，党控制人大是惯例，党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也是一个内部的共识。既然太祖按照制度不能继任国家主席，那么党的副主席马前卒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国家主席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上，外国媒体本以为卸任的国家总理，也是另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是争夺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
结果是周恩来并没有成为国家主席，人大的人事安排结果让周恩来出任央行行长，至少理论上成为了银行团的No。1。银行团30多年来的总瓢把杨柳当选为副总理。一直负责投行的司悌可成为央行的二把手。以纯行业角度来看，负责银行团实际运营的权利，就转移到了司悌可的手中。
国家总理的人选倒是没有太多悬念，章瑜接了周恩来的班。
军队系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年轻化。朱老总彻底离开了一线，不再继任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再继任。这个变数给了年轻人机会，这就是说，一名政治局委员将获得常委的地位，而还会有一名幸运者成为政治局委员。为了这个名额，下面的同志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的结果倒不怎么稀奇，高院党委书记吴三十成为作为司法系统的代表，坐上了常委的位置。这是司法系统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在政治局内部没有引发争论，但是大大出乎外国媒体意料之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启年外放，成为兰芳省省委书记。沈茂以铁道部党委书记的身份，第一次获得了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沈茂的名声一直不为外国记者所了解。他没有参加二战，甚至连对蒋光头最后一击都没有参加。例如指挥上海战役，活捉蒋介石的陈赓，现在虽然是大将，但是因为在负责上海战役，在外国记者之中还有印象。在现在，共和国元勋们都没有凋零，现役的元帅，大将，有四十号人呢。一个退役大将，根本就没什么声望。
“汲汲无名”的人出任共和国最神秘的“政治局常委”，这给了外国记者极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王启年的外放，同志们的评价是新的“兰芳王”诞生了。兰芳省省委书记一直由当地的华侨担任，这也算是一个安抚措施。在共和国移民成为兰芳省主流人口的现在，由前政治局常委出任新一任的兰芳省省委书记，也算是一种姿态。共和国完成了对兰芳省的彻底控制。
兰芳省是今后重点建设省份，王启年的日子注定会威风八面。
铁道部党委书记出任政治局常委，也是一个传统。这对于政治局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结果了调整，整个共和国上层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以前一直说的“领导干部非终身制”，朱老总也给做了表率。这样的表率极大的刺激了三大权力核心里面中下层官员的兴趣。老家伙们既然按照规定实现了更替，那么自己向着最高权力核心前进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不管老家伙们怎么想，至少现在这批年纪不超过40岁的青年官员，都看到了曙光。
银行团可能更加现实些，周恩来出任他们的老大，虽然有外行指挥内行的嫌疑。但是周恩来手中的情报机构也是这些人早就听说过的。这位前总理被称为“中共当中最完美的男人”。如果小看了他，那么结果肯定是自取其辱。人大到底在想什么呢？
“劳动最光荣！”这是共和国一直以来的最大宣传。围绕着这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