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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犯了「反对党的领导」，「搞一长制」的忌，成为「白旗」被「拔掉」了。只因他与现总理李鹏经历类似，也是中共早年烈士的遗孤，受到周恩来等人保护，未被送去劳改，且在周安排下回到北京，还能随聂荣臻元帅外出调查「大炼钢铁」。不过，连有陆达那种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识界、技术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明白，李鹏说他当时对大跃进「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实在是正常得很，谁人不怕挨整呢？
自美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他率队赴朝，医治了大批伤员，曾荣立大功一次。一九五七年反右他未落网，大跃进时却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此后整整二十年，他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大跃进本与军队无关，但五月间，政治局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奉命到京接受批判，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他一阵「教条主义」之后，整个军队，特别是军事院校也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特别是军队中的知识份子。
「拔白旗」运动并无新意，无非与中共历次搞的政治运动一样，好人挨整，无辜蒙冤，拿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来说，「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掉了，现在证明是红旗。」细数毛泽东制造的整人运动，无一不是红白混淆、人妖颠倒，每个运动都是一场灾难。其实，他的党内同僚很多不赞成他的统治手法。譬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于一九五九年初召集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开会，公开同毛泽东唱反调，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只可惜各地党的干部中靠整人邀功、升官的大有人在，所以「拔白旗」运动照旧搞得热热闹闹，继反右之后又摧毁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
应当说明，由于「白旗」、「灰旗」的定义含混，远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那样明白，这帽子也就不如「右派」那么可怕。虽然受的苦难因人、因地而异，总体来说，「白旗」们的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家破人亡的事也少些。大学里的白旗教授们受的处置就不如右派教授那么恶劣，大批右派教授被剥夺授课的权利，或进了劳改营，而白旗们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傅鹰，就未受处置。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刘少傥是江苏的两面大白旗，不过二人只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比右派们受的处置轻很多，尽管他们犯有「庇护右派份子」、「默认和同情右派谬论」的错误。
还有一些情形，「白旗」只是落后的代名词，够不上是严重的罪名。譬如一九五八年湖南省粮食估计产量比周围省份都低，老受中央批评，按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说法，叫「被插过白旗」。但抗日战争前后给毛泽东做过秘书的周小舟仍然深得毛的信任，被「插白旗」似也并不严重。他后来罹祸是因为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与五八年的「白旗」并不相干。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他以五十四岁的盛年自杀身死，时间正选在毛泽东的生日那一天，那又是后话了。
在不同时期给毛泽东作秘书的周小舟、田家英，一个不满十五岁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刚出头便成为北京的大学生领袖；一个幼年失怙、自学成才，不足十六岁便奔赴延安，十九岁便在中共的「最高学府」马列主义学院当教员。两人都是在二十多岁时就当毛的秘书，本来都可以成为中共的栋梁。不幸先后自杀身死，时间都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死于北京，一死于广州，一北一南，起因却都是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所以，要讲清一九五八年之后那段人祸的历史，不能不费点笔墨，将庐山会议前后中国形势交代一番。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说话时，他的爱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辉煌，而下面却开始黑天了。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毛泽东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但徐水是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大跃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著。
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便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跃进实况。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确属事实。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毛泽东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干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著。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种粮的怎么没有粮吃？这需要解释几句。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两位副总理谈话时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注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将自由给予农民，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所以，从合作化时期开始，中共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粮自食由政府决定。那数字虽然随收成浮动，但标准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过一个原则：不（饿）死人，维持人民健康，（注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五九页。）因为他认为「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注４：《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二二一页。）这一套办法虽然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的确可以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得到一些「返销粮」，虽然只能凑个半饱，却不致饿死。
但是大跃进就乱套了。譬如说某地往年生产八万斤粮，自留七万斤，上交一万斤，一九五八年风调雨顺增产一万斤这就算不错了（毛泽东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饭」，即国家特别支援，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见李锐《怀念廿篇》），可是干部向上级吹牛说增产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万斤粮，那就得卖给国家五万斤「余粮」，农民自留粮便由七万斤降到了四万斤。如果真是个灾年，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瓜菜和米煮粥，细水长流，以中国农民耐苦的本领度荒，或许可以凭那四万斤粮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毛泽东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便指示：「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他在十一月间的郑州会议上还引述历史典故，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见他将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一大特征是明白无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实在不足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罗荣桓元帅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跃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征购「余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余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一九五八年与丰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见农民挨饿乃至饿死的灾祸，完全是各级干部制造出来的。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这时，由于数十万右派份子已被批倒、斗臭，不是劳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民代大会上已找不到一名「右派份子」（他们全都被除了名），遍布全国的饥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