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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在举国饿肚子的时候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愤怒。如果说庐山的别墅是下面搞的，与毛无关，那么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份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六○下半年动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饥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六六年六月住过几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
似乎没有「周总理不吃肉了」的传说，但是周恩来也确实停止了吃肉。据李银桥回忆，每次周劝毛吃肉时，毛总是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经常在国务院与周一起吃饭，据他说：「饭有窝窝头，有馒头，有时有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看来也没有肉。有一次周在火车上服务员送去饭菜中有肉，他退了回去，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饭。饭后，只喝了一杯白开水。有一次召开国务院会议，会前他特别作了讲话：「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我提议，今天会议餐吃白菜豆腐汤。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开饭时，果真每人一勺白菜豆腐汤。自然，周恩来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样有许多人宣传。但是据罗瑞卿的孩子回忆，当时军队也缺乏食物，内蒙古的部队打野物补充，有时打了黄羊送到北京，罗便送到中南海，可见如果有机会，这些领导人也还是要吃一些肉的。
一九六○年九月前后，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自内蒙古回京休假，一天中午与父亲同桌吃饭，卫士端来一小碗萝卜炖牛肉。刘爱琴因难得见到肉，一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制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泽东夫人江青还能有本事搞到食物养猴子之外，中共领导人在那「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的确很苦。
当时中共还有一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干部。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袁子钦将军领导掌管物资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这近水楼台为自家弄食物，而是让孩子们打榆树叶，他亲自将树叶掺和在玉米面里做成饼，同家人一起吃。中共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而不垮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
那时十七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大致是市、地区的书记或厅、局长）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斤；八级以上的高干（大致是省、军、部、级）则猪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级知识份子如学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应的照顾配给，同食不果腹的饥民相比，虽俨然如特殊人物，但实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干每月可到政协礼堂的餐厅去吃一顿，但仅一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有一天在中南海开会，半夜散会后与司机到那餐厅，欲饱食一顿，惜仅有一张餐券，司机没份。胡请求多给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怅然离去。
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著《风雨年华》。）但是，「朱门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气」解）却的的确确没有。人民没有造反，这也是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们自己节省几两肉，救不了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干部们决定担当政治风险，动手向公社食堂这个肿瘤开刀。由于不到一年前，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自己家乡无为县大批解散食堂而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因此胆小怕事、以保官为首务的干部是不敢碰这个问题的。
在离无为仅一百余里的江苏省会南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饿死人的灾情。因此，当省委派去宝应县救灾的干部向他汇报，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时，他立即指示：「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说：「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县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别的书记们也那样不怕丢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辖地区的公共食堂，许多农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于一死了吗？再退一步说，要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后毛泽东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农民是决不会饿死的。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著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著，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是男的农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疆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止援助、撤走专家并进而逼债（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鲜战争的军火债与提供工业设备的费用）与中国当时的困难有何关系，也需要叙述一下。中苏交恶，主要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所谓「苏共要当老子，中共不愿当儿子」倒在其次，领土争端构不成主要原因。中国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夺去的国土，但两国并未因此而交恶。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发表「反苏言论」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营，可见毛泽东并不打算因此而同苏联撕破脸皮决裂。
导致两党决裂的主因是中共认为赫氏改变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按照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共产党要实现其主张，唯有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途，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移。而赫氏则致力于结束同「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