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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公案”。争论的起源在于对智■的《金光明经玄义》的不同理解。
此书有广、略两个版本，悟恩的《发挥记》所注是略本，只讲“法性”
而未讲“观心”。因为他认为广本中所说的“观心”是后人加上去的，
不合智■的思想。知礼则认为他的思想有偏，违反了天台“教观并重”
的宗旨。悟恩的弟子出来维护师说，认为悟恩的“观法”即是“观心”。
知礼离法而观心是“妄心观”，而他们自己则是“真心观”。“真心”、
“妄心”之说取自华严宗，知礼认为庆昭、智圆是受了其他宗派的影响，
思想不纯，故斥之为“山外”。而他自己才代表正统的“山家”。这次
辩论“往复五次，绵亘七载”，最后庆昭等人不再作答，知礼一系遂取
得了天台嫡系的地位。
宋代净土宗成为天下共宗，宣扬净土信仰的各派高僧皆有，而省常
（公元 959 年—1020 年）和宗赜则是专修净土的代表人物，被列为净土
宗的两位继祖。华严宗经过会昌法难的打击，师承不明，只有子璿（？
—1038 年）和净源（1011 年——1088 年）等学僧整理、研究华严著作，
不使之断流。唯识宗的情况更为严重，仅有著作、思想流传，但代表人
物皆不可祥考了。律宗因传戒受律的需要，代有传人，主要传播南山一
系的律学思想。允堪（？—1061 年）和元昭（1048 年—1116 年）写有一
些发挥、注释性著作，较有名气。律宗中的赞宁（919 年—1001 年）因
写《大宋高僧传》闻名朝野，是著名的宗教历史学家。
① 《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
4．辽、夏、金诸代佛教的概况
（1）辽地佛教的流行及其特点
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在进入中原以前本无佛教信
仰，而流行原始巫教。唐末，辽太祖统一契丹诸部，并注意扩大经略，
延揽汉族人才，同时也就吸收了汉地当时盛行的佛教。唐天复二年（公
元 902 年），太祖在龙华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始建开教寺”①，标
志着佛教正式进入辽地。以后，辽朝历代帝王基本坚持扶植佛教的政策，
特别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公元 982 年—1030 年在位），兴宗耶律宗真（1031
年—1054 年在位）和道宗耶律洪基（1055 年—1100 年在位）崇佛最甚。
在帝王的推动和表率下，辽地佛教事业蓬勃发展。不过比起大体同时期
的宋王朝，辽朝佛教又有其特色。
辽地佛教中华严宗最为发达，觉华岛海云寺的海山法师，是早期代
表人物。海山生卒年月不详，兴宗时人，俗姓郎，早年曾中进士，后看
破红尘，遁入空门。对华严宗有深刻的研究，写过许多注疏。他宣讲《华
严经》，与当朝贵族多有交往，兴宗赐号“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
师”。鲜演（？—1118 年），是另一位华严学僧，深受道宗皇帝的赏识，
延请他为大开龙寺讲主，“特授圆通悟理四字师号”。他也留有许多研
究华严宗的著作，当时“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
是中外瞩目的华严名僧。另外，道宗皇帝本人也是著名的华严学者。
密宗在辽地也很流行。由于没有严密的纲常礼教的制约，故密宗的
传播未遇到很大阻力，觉苑和道■是辽代密宗的代表人物。他们“专攻
密部”，“志弘咒典”，写有许多介绍密宗的著作。道■著《显密圆通
成佛心要集》，试图调和显、密两派矛盾。他说：“无畏来唐，五密盛
行于华夏，……暨经年久远，误见弥多，或习显教，轻诬密部之宗；或
专密言，昧黩显教之趣。……今乃不才，双修显密二宗，略示成佛心要。
庶望将来，悉得圆通。”①在他们的推动下，辽地各种密教经典和密咒都
很流行。
相对而言，宋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禅宗则很不发达，门庭冷落，寺
院数变，势力不昌。
（2）西夏的赎经、译经与佛事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地处我国西北。党项本是一个
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唐朝党顶受吐蕃的压迫而内迁，开始大量接受汉
文化，也开始接受佛教。宋仁宗天圣八年（1031 年），党项首领李德明
正式向宋朝提出赐经的要求，“丁未，定难节度使李德明遣使来献马七
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②西夏立国以后，又有 5 次向宋朝提出“以
马赎经”。宋朝考虑到佛教“揉化人心”的作用，一一从其请，有时还
退还其马，免费赠送。这样佛教文献便大量流入西夏。
① 《辽史·太祖本纪》。
① 《全辽文》第 226 页。
② 《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0 九。
取得大批佛经后，西夏王朝便组织大批人力译经。根据现存的一些
西夏佛经发愿文及经文前木刻版画可知，西夏的译经场借鉴了汉族译经
的经验，除了译主，还有证义、度语、笔受、润文等一批助译人员，而
且译经僧中，党项、回鹘、吐蕃、汉等民族成分皆有。在他们的共同努
力下，西夏从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年）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
年）的 53 年中，共译出佛经 3579 卷，在国内各民族中是译经速度最快
的。这除了因为西夏引进的大藏经本已相当系统完备外，也与西夏统治
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许多经文题下注有皇帝御译，皇后御译等字
眼，有些版画上还有皇帝、皇后亲临译场指导译经的图象，说明西夏统
治者对佛教信仰之虔诚，支持之有力。
关于西夏佛教活动的情况，官方正式文献缺乏记载，仅在现存佛经
前的发愿文中，记录了当日佛事之盛况。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
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载：为发行此经，罗太后一次度僧三千
员，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施佛像、佛经、佛珠八十万幅、部、串，又
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法会，做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散囚五十二
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一次佛事便
如此糜费，对于地处西北落后地区的西夏来说，肯定是一次沉重负担。
类似的佛事还有很多，固然从思想上有巩固王朝统治的作用，但也必然
加速了帝国经济的衰落。
西夏佛教宗派流行的情况不详，仅能从现存的经文种类来推断，西
夏地区有禅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密宗流行。因为这些宗派所崇奉的
主要经典在西夏都有译文，并广为流传。西夏僧人地位很高，许多被封
为国师，出入宫禁，成为帝王的顾问和助手，对稳固社会秩序起了很大
作用。
（3）金代佛教的传入与展开
女真在建国以前便已从临近的高丽、渤海等地输入了佛教。灭辽后
进入中原，又占领了宋都汴梁及淮河以北地区，当地发达的佛教文化给
予女真人更大的影响，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佛化了。金朝诸帝对佛教皆
采取扶植政策，把大量的土地、金钱赐给僧人，致使寺院快速发展。“燕
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①，“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②不过金代
统治者也吸收了辽代过份崇佛导致国力衰退的教训，对佛教的发展实行
严格的控制。金朝效仿唐宋，建立自上至下的僧官制度，考试僧尼，发
放度牒，严禁民间私建寺院。凡私自度僧者，给予严厉的处罚。金代早
期对佛教的管理是严格的，然而章宗朝以后，国内政治腐败，外有蒙古
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朝统治者也效法宋室，公开出售度牒、师号以补国
库亏空，从而导致僧侣队伍的腐败。
金朝继承了辽、宋两代北方佛教事业的基础，所以比较成熟、发达。
在佛门诸宗中，仍以禅宗的临济和曹洞两派最为流行。临济一系有道询
（1086 年——1142 年）住山东灵岩寺传法，较有名气。圆性（1104 年—
—1175 年）在大定年间曾住持燕京潭柘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
① 《松漠记闻》卷上。
② 《宣和乙已奉行程录》。 三编行世。另有相了（1134 年——1203 年）、道悟（1151 年——1205 年）和教享（1150 年——1219 年）等人在北方各地传播杨岐“看话禅” 一派的禅法。曹洞宗中最著名者当推万松行秀（1166 年——1246 年）， 俗姓蔡，15 岁出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参雪严长老，“豁然 开悟”，并成为嗣法门人。后还邢州（今河北邢台），建万松轩自适， 号称万松老人。他曾受金章宗之命入宫说法，受赐袈纱。他写的《评唱 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名著。他的弟子称赞他“儒释 兼备，宗说精通，辨材无碍。”他曾劝金、元两朝名臣耶律楚材“以儒 治国，以佛治心”，成为一时的名言。
金代华严宗有名僧宝严、义柔、惠寂等人，在北方大寺多次开讲《华 严经》。密宗有法相和知玲二人较为知名，在民间弘传金刚界曼荼罗法。 净土宗在金代亦为天下共宗，祖朗、禅悦、广思等人宣扬净土思想较有 影响，开北地结社念佛风气之先。律宗则以悟铢、法律最为著名，后者 曾于皇统二年（1142 年）奉诏度僧十万。
5．元代的“帝师”制度及其西藏并入版图
元代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 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为了对广大地域的各族居民进行统治，蒙古族统 治者很注意利用当地的宗教组织，拉拢扶植，以固王化。蒙古帝王及其 贵族，经常一次便将几百顷土地，几万两白银赐给寺院，使中国佛教很 快便恢复到了宋、金时期的规模。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统计，全国 寺院 24，318 所，僧尼 213，148 人，禅宗有曹洞大师行秀，临济大师印 简（1202 年——1257 年）、妙高（1219 年——1293 年）在北方弘化。 在南方则有临济宗人祖钦（？——1287 年）、原妙（1238 年——1295 年）、行瑞（1255 年——1342 年）、一宁（1247 年——1317 年）等人， 四出活动，传播禅法。天台宗有性澄（1253 年——1330 年）传承香火。 华严、唯识、律宗虽不发达，但也绵延不绝，香火不断。
元代佛教最突出的特色是建立了前所未闻的“帝师”制度。《元史·释 老传》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日而语。” 元代之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元亡以后帝师制度也随即消失，所以帝师制 度成了元代佛教史的标志。《释老传》又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 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 而柔其人，乃于郡县土蕃之地，分官设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 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 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 于西土。”显然，帝师之号并非仅仅出于对土蕃高僧的尊敬，而是基于 治藏的需要。
元代第一位帝师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1239 年——1280 年）。1252 年忽必烈进军云南途中驻节六盘山，八思巴东行拜谒世祖， 深得世祖赏识。元统一中原后，为了推行“重色目而轻汉人”的民族歧 视政策，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释教”。他亲为世祖皇 帝、皇后及皇族成员授灌顶礼，以后相沿成例，只有受过帝师灌顶的皇 子才能登基。后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了新蒙文，因而升为帝师，赐 “大宝法王”号。八思巴逝世后，谥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诏 大圣至德普觉真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评价之高无与伦比。 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天下僧务及土蕃地区事务。宣政院使一 般由宰相兼任，而副使或由帝师担任，或出自帝师推荐。藏区文武官员 的铨选，驿站及驻军的设置，户口调查，喇嘛封赐，皆由宣政院全权负 责。若遇土蕃“有大征伐”，可参与枢密院机要。所以，实际已经把帝 师变成了西藏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开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先河。八 思巴以后，元代又册封了 11 位帝师，都出自萨迦昆氏家族，使之凌驾于 其他诸派之上，成为当地最高统治者。
元代帝位制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