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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OCR＇大纵深战役理论（连载完）
发表时间： 201046 14：56：08
译者的话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原苏联军界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并一直引以为荣的先进军事理论，它在世界军事科学宝库中无疑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读者看到的这本介绍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并非由某个作者独自创作，而是从众多苏军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著作中精选相关部分或全文汇集而成。第二，做此项工作的人并非苏军或俄军哪个领导或学者，而是一个比较熟悉苏联军事问题的中国将领。
我本来无心去做连苏联和俄罗斯同行都没有做的事。虽然我离开领导岗位后又重新做起了中断二十年的“译匠”工作，2004至2005两年中出版了三本新译著，但我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接触我年轻时常接触的军事理论著作了。可是有一天，解放军出版社原军事编辑室主任谢钢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苏军或俄军是否出版过专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著作。我说没有看见过，大概别人也没见过，因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①，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可能散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等军事著作和苏联时期的《军事历史杂志》等期刊中。他说解放军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介绍外国著名军事著作的丛书，想请我“老将出马”，把散见于各处的著作和文章筛选、整理和翻译出来，形成一本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向读者介绍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
①后来我问一个曾在俄罗斯当过多年武官、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也说没有看见过那样的书。
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啊！第一难要找到相关的俄文书刊；第二难要在普遍浏览的基础上从这些书刊中找到合适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第三难要把不同作者在几十年前写的理论性很强、典故很多的文字准确地翻译出来。我没有马上答应，可后来由于盛情难却，又感到向读者介绍这一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最终同意试一试，前提是他能找到我要求找到的原始材料。除上面提到的书刊外，我还特别要求找到苏联军事学者在1965年和1970年编辑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因为仅从书名就能看到这两本书有多么重要。
我其实很怀疑他能找齐我开列的书刊，殊不知他很快就告诉我，我要的原始材料都已找到。当我拿到苏联几十年前的出版物时，我很钦佩他的执著和敬业精神，也意识到自己只能义无返顾地迎难而上了。
我浏览了找到的原著，觉得有把握编成一本大纵深战役（战斗）论文集了。确定全书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构成。总论部分选定三位苏联元帅和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回顾大纵深战役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文章。分论部分起初选了20多篇、最后精选17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著作。选文原则是只选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即大纵深战役理论由形成到发展时期的权威著作。两部分文章的编排基本上按写作时间先后确定顺序，但是分论中论述合同战役和战斗的文章（共11篇）集中排在前面，论述军兵种使用的文章（共6篇）一起排在后面。不过，一个作者如有两篇以上著作，则不管后面各篇写于何时，都按成文先后顺序排在第一篇之后。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篇著作的内容实质，对每篇文章都加了译者按，介绍作者生平和文章的核心思想。
我不打算在此多谈编选、翻译14位作者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文字水平也不同的文章的艰辛。但是想说明一点，就是书中所选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七八十年以前，其理论观点和表达方式甚至所使用的军事术语，都带有当时的特色，加之作者的论述大多涉及战争历史，因此翻译难度特别大，读者要完全理解也会碰到困难。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诸多历史事件、人物、典故、术语等加了注释，总数有200条之多。
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比较准确和全面反映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最权威观点的专著。从翻译角度讲，这是继20多年前我翻译的德国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我最满意的一部译著。
由于这本书是我选编并翻译的，我觉得应该就以下几个问题向读者谈谈我的看法。
一、什么是大纵深战役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关于准备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它是在大纵深战斗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大纵深战役必然会先接触大纵深战斗，因此，文章作者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说。由于大纵深战役理论本身涵盖了大纵深战斗理论，许多时候便只提前者。
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大纵深战役（战斗）。关于这点，H．B．奥加尔科夫元帅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讲得很清楚：“大纵深战役（战斗），是战役军团（兵团、部队）的作战样式。其实质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防御全纵深，在选定方向突破其战术地幅，尔后将发展胜利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机降空降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这实际上是对M．H．图哈切夫斯基、B．К．特里安达菲洛夫、A．И．叶戈罗夫等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论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官方结论
根据具有权威性的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敌人防御配置实施全纵深突击。全纵深突击是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精髓。其要点是摈弃线式作战，在全纵深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早在1928—1929年间，图哈切夫斯基在向伏罗希洛夫呈送的一个报告中就强调要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摈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特里安达菲洛夫则主张把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要求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32年，叶戈罗夫在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的报告提纲中强调指出，现代杀伤兵器由于具有强大威力、快速性和远战性，“使军队能够同时在敌配置全纵深杀伤敌人”。他要求在战术上借助于快速坦克、歼击机、炮兵、步兵装甲输送车以及强击航空兵的行动，向敌防御地带全纵深（含炮兵阵地、战术预备队地域）突进；在战役法上以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大量骑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前出到敌人后方。苏军1936年野战条令纲领性的第164条则明确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到牵制、合围和消灭。”这些都十分清晰地提出了全纵深作战的任务。
第二，在突破战术地幅后立即投入发展胜利梯队。苏军理论界认为，在线式战略占统治地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术突破通常不能发展为战役突破，战役始终处于没有完成的状态，所以达不到预定目的。大纵深作战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在这种新作战样式中，必须建立由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组成的发展胜利梯队，在突破敌人战术地幅后迅速投入交战。这在1935年《大纵深战斗守则》和1936年暂行野战条令都有明确规定。
30年代中期确立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则具体要求，为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和迅速发展胜利，军队应采用纵深梯次战役布势，其中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梯队、各种预备队、航空兵和空降兵。冲击梯队由数个加强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编成，用以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亦称快速集群）由数个机械化军或骑兵军编成，用以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通常在突破敌防御战术纵深之后投入发展突破梯队。这样，就有可能高速向大纵深发展进攻，使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能够运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
1940年前后，对方面军实施大纵深战役又作出规定，要求方面军建立强大的战役第一梯队、一个快速集群，以及航空兵群和各种预备队。在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进攻的集团军（突击集团军）应建立由1—2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组成的集团军快速集群，在敌第二防御地带被突破后立即进入交战，向战役纵深发展突破。
上述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实际运用。为了发展胜利，苏军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都建立了强大的快速集群，用来向深远纵深高速发展进攻战役。其中方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集团军编成，集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编成。此外，还建立了统一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和骑兵坦克集群，它们通常由1个机械化军（坦克军）和1个骑兵军编成，用来遂行发展突破任务。
第三，必须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这是与第二个特征紧密相连的特征。投入发展胜利梯队的根本目的，就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苏联军事理论家早在30年代初就指出，应该将大纵深战术行动发展为大纵深战役突破，如果不能在战役领域最终解决问题，即不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那么大纵深战术的一切成就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打开的缺口不久就会被再次封闭，第一梯队的所有战术努力都变成徒劳，进攻正面会像鼓起的肚子，只能疲惫和消耗进攻力量。
由大纵深战斗向大纵深战役发展的实质，是促成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打开的缺口向战役纵深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叶戈罗夫在1932年汇报提纲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中有过很多突破敌人防御地带的情况，但是这些突破只导致对正面的战术突破。没有出现过向纵深发展进攻以将战术胜利变成战役成果的事例。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展突破、在行进中消灭开到的预备队、破坏指挥和补给系统等等的快速战役梯队。”
有鉴于此，大纵深战役理论规定大纵深战役须包括几个阶段：突破战术防御阶段、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阶段、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阶段。其中突破战术防御阶段是主要阶段，由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共同实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是达成全纵深突破的主要标志，实现途径是以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进入在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出动远程航空兵和机降空降兵，以击溃敌预备队，摧毁敌战役防御；发展战役胜利阶段则要达到彻底击溃选定战役目标，为实施新战役占领有利的出发地位。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在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并出动远程航空兵和空降兵。
二、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任何军事理论都离不开社会发展条件，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革、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经济发展、武器装备更新和战争经验的积累等方面，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特别优越的条件，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国际威胁则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理论“鲜明地揭示了作战样式和方法对兵器的依赖。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苏军的技术装备更新和编制改革，以及战斗经验的积累，为制定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第一，苏联社会经济成就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它不仅决定国防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军队建设的规模和质量，还决定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法，当然也决定军事科学的发展。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在《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中引述恩格斯关于“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的著名论断后指出：“战争样式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说明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充分认识这一真理，努力推动作战方法的变革。
苏联在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苏联逐步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条件。这个计划在1932年提前完成后，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建成了2400新企业，兴建了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人造橡胶工业、人造纤维工业等一系列原来没有的工业部门。电力、石油、煤炭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70％，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