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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空白处-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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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借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起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光绪”来了(2)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1)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早琴和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校长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2)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衷,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图9)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经,)。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3)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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