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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引述的毛泽东的话也语焉不详。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是指什么时候的事情﹖显然，他说的是古代，是强大的吐蕃军队攻下大唐国都长安，中国皇帝不得不下嫁公主以“和蕃”的时代，是“常胜将军”薛仁贵征西全军覆没，唐蕃两国和平谈判誓通盟好﹑立碑为证的时代。当然，自西藏并入中国的版图，旧话重提，不免摆出一副“兄弟之间，彼此彼此”的高姿态。
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始于唐代。曾统一中国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就有藏人血统。如果不是在淝水之战中大败于晋军，他极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统一局面，而不至于发生长达二百多年的南北朝的故事。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的历史学家大都承认，西藏并入中国，是自元代始。但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对于中国是“外来政权”。西藏不过是与中国同被一个国家所征服，它们之间只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如同日据时代的朝鲜与台湾，不能说台湾成了朝鲜的一部分。但如果其间日本把国都迁至汉城，从天皇到各级官员都改说朝鲜话而不再说日语，台湾地方服从于汉城中央政府，那么也就不妨这样认为﹕台湾曾是朝鲜的一部分。
明代的中国，并没有能继承元朝的巨大版图。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派邓愈为征西将军，于洪武三年﹑五年﹑十年三次征吐蕃，诸部归附。但那时的西藏﹙吐蕃﹚，仍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蕃王多，僧官亦多，今天归附，明天你一走他又各自为政。所以明朝的对蕃政策，是多封号，少管闲事。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倒是十分密切，每年用大量茶叶换取数千至一万多匹马。茶叶是西藏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达赖喇嘛说，“假如有人喝茶比英国人还多，那就是西藏人。”西藏不产茶，全赖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的军事﹑国防，则仰仗西藏的马匹，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事实上，明朝对西藏没有主权。
明末满清在东北崛起，西藏宗教领袖越过明帝国开始与清国来往。清军入关，以武力征服中国，版图囊括蒙古﹑新疆﹑西藏﹑朝鲜﹑安南，形成中国历史上除元代以外最大的帝国。清朝的国祚近三百年，形成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所以应是讨论西藏与中国关系的重点。
西藏从属于清朝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所认定并为国际间所认同的。近几年，由于流亡藏人进行的独立运动，才被拿出来重新审视。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西藏与清朝是两个互不相从的国家。清朝只是为了巩固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诸部的统治，才藉助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与班禅。清朝皇帝固然给了达赖﹑班禅一大堆册封，但达赖也给了清朝皇帝一大堆封号，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从对西藏历史作出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可以看出来，清顺治帝亲自出城迎接，如果西藏为藩属，皇帝是不会给一个属地的首领这样高的待遇的。记载他们会见的壁画，两人也是“平起平坐”的。清朝曾派驻藏大臣帮助达赖喇嘛治藏，在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规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而驻藏大臣代表清朝皇帝，所以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清朝皇帝平等……﹙详见曹长青主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 前言》﹚
清帝何种礼节接待达赖
先说壁画。在引进西方绘画观念以前，中国画是不讲透视的，这样就很难分清人物的主次，造成“平起平坐”的错觉。其实仔细观看五世达赖进京见顺治帝的壁画，实难得出“平起平坐”的结论，充其量是“对坐”。而十三世达赖进京见慈禧太后的壁画，更是主次分明，慈禧太后居一桌之上首，十三世达赖从旁侧对。五世达赖进京，外蒙古尚未归顺，朝廷需要藉助西藏佛教领袖的召唤力，所以在讨论欢迎礼节时颇费了些争执。满臣认为﹕“上亲往迎之，则喀尔喀﹙外蒙﹚必从之而来，大有裨益。”汉臣却主张﹕“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达赖，可以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时满清入关未及十年，满人重实利，汉人重虚礼，两种文化观念相持不下。后来顺治帝采取折衷的办法，以“畋猎”的名义出南苑与达赖作为路遇，顺便表示欢迎。这时的达赖喇嘛，实际上是控制西藏的蒙古族首领固始汗拥立的。固始汗自1642 年进藏，至1717 年拉藏汗被杀，蒙古势力共控制西藏达75 年。1720 年，康熙帝派兵进藏，击败准﹙准噶尔﹚藏联军，拥立新选的七世达赖喇嘛到布达拉宫坐床，行废封﹙任免﹚之事。康熙还亲撰《圣祖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立碑于布达拉宫门口。可见，清朝皇帝对五世达赖的迎接，既不是迎接一个地位平等的外国元首，也不是迎接一个归附日久的藩臣，而是迎接一位有号召力的宗教领袖。用现在一些学者的说法，是行“帝师”之礼。
到1908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规格就大为降低了﹕仅派中堂﹑理藩院部堂等人到车站欢迎。达赖下车后，乘自备的轿子穿过北京城内大街，到黄寺行宫下塌。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清朝统治已经两百多年，虽仍看重达赖喇嘛对西藏的影响力，却无须再藉助他对未归附部落的精神作用了。而且十三世达赖任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军入侵﹑英藏拉萨条约﹑达赖被清廷革去名号﹙后恢复﹚，中英西藏条约﹑张荫棠到拉萨整顿藏事﹑西康赵尔沣对藏人实行改土归流﹑达赖流亡外蒙古等等，使得双方关系紧张。朝廷甚至前有将他“羁留”在北京，以便整顿藏事之议。后采纳了外务部右丞张荫棠的建议﹕赏赉优隆，而体制裁抑。也就是多给点实利，少给礼遇，不按五世达赖进京的旧例接见。十三世达赖因此甚为不满。依照清朝礼节，藩臣晋见皇帝，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达赖只愿屈膝，不甘叩首。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赖须备47 种贡品，跪而不磕头，但皇帝赐宴时，应跪迎跪送。
“跪迎跪送”的细节，见于英国侵略军统帅荣赫鹏着《印度与西藏》一书，从侧面证明了西藏领袖为清朝皇帝藩臣的事实。也可以看出，由于英国入侵，被迫同西方发生接触而视野远较其历代前任开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对这种中国式礼节及臣服关系深感屈辱与怨怼，已生抗争﹑反叛之意。只是权衡利害，仍不敢贸然选择脱离中国的道路。清朝政府也不是傻子，知道达赖喇嘛怀有贰心，遂加紧布置，以防其变。1909 年10 月30 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札什城东郊，达赖故意轻慢不理，视若无人。联豫忿甚，借口达赖私运俄国军火，亲自到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又派人到黑河把达赖的行李翻箱倒箧查了个遍，还是查不出军火。达赖停止供应驻藏大臣官署的粮草﹑人役，以为报复，双方关系公开破裂。1910 年2 月，早有准备的中国川军入藏，12 日，进抵拉萨。达赖见势不妙，逃亡印度。清廷也宣布，再次革去达赖名号，派驻藏大臣另寻灵童代替。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已走到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对西藏最后一次用兵。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覆亡。民国元年，即1912 年，达赖喇嘛返藏复位，驱逐川军。第二年4 月，更在布达拉开会决议，驱逐由内地进藏及土著汉人。一面和英国秘密商议，寻求保护，一面又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各项优惠条件，要求权益。
清朝对西藏用兵，一共六次。第一次是1718 年，康熙帝命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军数千，对付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蒙古人，在黑河全军覆没。第二次即前面说到的1720 年，康熙以皇太子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平定了准噶尔部。第三次是1728 年，雍正帝派三路兵马共一万五千四百人，分别从西宁﹑甘孜和云南三处进藏，以平定西藏内乱。第四次用兵是1788 年，西藏与廓尔喀﹙尼泊尔﹚发生边界纠纷，干隆帝派兵三千入藏驰援，中藏官员瞒住朝廷与廓尔喀谈判媾和，许赔款以退兵，对上则谎称收复廓尔喀占领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地。第五次是1791 年，廓尔喀因中藏官员拒付赔款，再次入侵，干隆帝除了查办前次失职官员，再调一万七千余人先后开赴前线。这次战争，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逼使其国王投降求和。但中方也损兵折将，并花掉军费1052 万两，占当时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主权还是宗主权？
清朝对西藏的权力，是主权还是宗主权，成为西藏是否为一独立国家的重要区分点。如果是宗主权，则清朝对西藏只有名义上的“中央”地位，而无实际主持内部事务的权力。曾与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平措汪阶的女儿同居﹑同情藏人命运的魏京生，在监狱里写过一封致邓小平谈西藏问题的著名的公开信，认为清朝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对于以清朝军队帮西藏平息内乱和击退外患，作为西藏从属于中国的理由，他举了一个带明显嘲讽口气的例子予以反驳﹕
“你们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来老帅刘伯承调解，能够据此就说你们邓家是受刘帅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事实进行诡辩。”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歪曲事实进行诡辩。我们权且承认，西藏和清朝是两个国家﹔它们在长达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复杂关系，绝不是两个家庭可以比拟的。我们又权且同意让他以家庭简单地模拟国家，那么他也应该选择两个不预先设定相互为何种关系的家庭作比较。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中国的两个著名政治人物，他们两家互不从属是众所周知的，以此来推导西藏从属于清朝的荒谬可笑，犯了结论先行的毛病。我们权且再依他一次，就拿邓家与刘家来打比﹕如果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老战友刘伯承来调解，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邓家是受刘家管辖﹑邓家是刘家的附属部分”﹔但如果刘伯承一直派一个亲属住在邓家，与邓小平地位平等地参与邓家事务的管理，邓家一发生纷争刘伯承就出面帮他摆平，邓小平与林彪﹑贺龙﹑陈毅及其它一切人交往也都要经过刘伯承允许，林立果﹑贺鹏飞﹑陈昊苏屡次到邓家门上来寻舋打架，邓家打不赢，都要请刘伯承来帮他打，而且刘家一次就拿出全家一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花在邓家的用度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邓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也不仅仅是与刘家结成了“刘邓大军”或某种形式的联盟，而应该是刘家的一部分。
两个比喻
在海外积极支持西藏独立的曹长青，十分欣赏魏京生这个比喻，特意将它引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前言中，而且将魏京生这封公开信收为该书正文第一篇。他自己在该书另一篇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中，仿照此例作了一个恰当得多的比喻。他说﹕
“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作为世俗领袖，掌管着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后，乡兵会撤离。平时还要作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机情况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于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比喻非常之妙，也很贴近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尽管仍有距离﹚。但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不管村和庙相互管辖不管辖，我们仍只会认定一点﹕这个庙不是一个村。如果要组成类似联合国的组织，比方“联合村”，是绝不会接纳这个庙作为成员村之一的。从常情抑或常理上讲，这个村村民都会说﹕这是咱们村的庙﹔所有别村恐怕也会以为﹕那庙是那村的，他们之间的事咱们少管为妙。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九五○年，噶厦政府向世界几个国家派出代表团，请求承认西藏的独立国地位时，没有一个政府表示支持的根本原因，──它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庙”，而不是一个“村”。达赖喇嘛回忆﹕
“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它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至于美国……很明显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