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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年5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年9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年10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state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