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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有一回生病，医生没给开苦药，竟然让我“连吃三根冰棍”！我一听，什么病都好了。眼下，刘部长又命令我“和谭梅亲热去”。哈！这就叫时来运转吧！匆匆见了见谭梅，很久没见，彼此都瘦了。房间里人来人往，两人只好客气地互相问候一番，紧接着就得出发去火车站。我拿着她们好几个女同志的行李，将她们一直送到车站。我俩都有一肚子话想说，想给她讲讲在北京遇到的人，听她说说家里的事，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只能在她和同车的女伴们嬉戏玩笑的瞬间，交换一下会意的眼神，默默地思念和鼓励。拥挤的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悄悄嘱咐一个熟悉的战友，车开了帮我照顾梅梅。一阵忙碌之后，安顿了下来，车还没有开，我们隔着厚厚的窗户对望。这三个月，我知道她和我一起承受着很多，而以后还要承受更多。尽管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有分量的默许，未来对我仍旧是个谜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3）
我望着车窗中熟悉的面庞，一时间强忍着哽咽，刚刚经历了重逢喜悦，马上又要面对离别之忧，而且还有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心事，一直不敢提起。那天，1994年4月26日，正好是我30岁的生日，真正的“而立”，老天给我的生日礼物仿佛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充满了悬念，似乎只有耐心地耕耘，假以时日的培植，才有收获的可能，可是谁又能知道它将会经历怎样的风雨？我必须先走，不等车开，不等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扭头就走，没有人陪伴的生日，没有蛋糕和蜡烛，我在心底里默默许给了她和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听朋友说，火车开动的刹那，谭梅号啕大哭。
走到一起来（1）
《东西南北中》在1994年经历了一段非常“火爆”的日子。由于那个时候，节目少，它别开生面地脱颖而出。当时没有详细收视率的统计，但是它的那首主题歌《走到一起来》早已家喻户晓。长期担任主持人，北京的观众竟然也偶尔会认出我，只是还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经常被人这么称呼：你不是那个什么军吗？或者见我面张口就唱：“走到一起来……”每当这时，我都特别高兴，观众记忆是对主持人最好的肯定，我太需要鼓励和肯定去不断浇灌我的信心。我一边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一边认真钻研主持的各种技巧。兰州团里几次给我警告提示，甘肃电视台也不断催促我。但我决心已定，选择“不归路”，只有孤注一掷地向前行！除了软磨硬泡地和团里拖着，没有其他办法。如果选择退伍转业，中央电视台的门槛又何其容易进入？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努力，我让观众都认识我，都喜欢我，我相信中央电视台是公平的，中央电视台会接纳观众喜欢的主持人。我孜孜不倦地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每一期节目都精彩。我跟着《东西南北中》剧组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我精神压力很大，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我知道，我首先是男人，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承诺，我得照应在家乡年事已高的父母；第二我是军人，我得服从命令，我甚至还有保家卫国的重任；第三我才是主持人，假如有一天前两个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我都必须放弃第三条。我做梦都怕发生这样的事。我一边故镇静，一边踅摸屋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1994年9月24日，我跟随《东西南北中》到湖北石堰的中国“二汽”录制一期特别节目。头天我们乘火车到了石堰，刚下车，还没来得及舒展一下筋骨，当地来接我们的人就着急地说：“朱军，我们今天一大早接到了你们台里的电话，叫你马上回北京。一会就有一趟回北京的车，你不用出站，我们把票给你买好了。”说着，递过来一张“石堰——北京”的车票。节目怎么办？随行的导演也觉得纳闷。台里的指示是，这期节目暂时换人，朱军马上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对面停着的火车就是回去的火车，我跨过铁轨直接上了车，满腹疑虑和担心。当时没有手机，又无法打长途，再说我打给谁呢？从石堰到北京大约15个小时，这十多个小时，我几乎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个遍，再想怎么应对，接下来宽慰自己。那一夜，我心里是翻江倒海，别是兰州军区让我回去？！真怕来北京的这半年成了一枕黄粱，醒来时两手空空……到北京站，下车，脸都没洗，飞奔回台，上21楼，见到孟欣。“回来了，这么快，辛苦了，歇会儿。”孟欣倒是一脸的轻松。“什么事情呀，孟导！”我一边故作镇静地问，一边踅摸屋子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有急事！你到对面办公室找一下邹友开主任。”孟欣说啊！找邹友开主任干什么？我又是一惊。到了邹主任办公室，他又让我找张晓海导演。找张晓海做什么？在电视台我只听说过他，还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任何交道。张晓海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当时还是名牌节目《综艺大观》的制片人。张晓海和赵安都是一脸络腮胡子，很多相声小品中说的“导演都是留大胡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拿张晓海和赵安作生活原型的。张晓海不在。一个副导演接待了我。原来，张晓海负责筹备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直播一共需要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的地点向观众介绍现场情况。于是张晓海在全台主持人中挑选。我是在前天夜里的会议上被选中，负责正阳门下礼炮礼花分队的报道。后来他们回忆说，当时记不住我叫什么名字，就说找那个“走到一起来的”小伙子吧！
走到一起来（2）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又一颗心悬了起来，责任重大，我该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正式名分，做事一直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张扬，常有的是一点点从不示人的自卑。第二天，就是彩排。头天晚上我美美睡了一觉，这几天都在火车上颠簸劳顿，心情高度紧张，一觉醒来却是新的一天。说来也怪，闲着的时候，我老胡思乱想，一旦化好妆，拿着话筒，面对镜头就只剩下兴奋。我知道这镜头不仅仅有观众的期待，更有一个属于我的未来。我竭尽全力。1994年9月30日，我在直播岗位上等待一天了。我的位置在正阳门下，我的口播内容一共几十个字。正阳门在天安门的南面，礼炮礼花分队点火之前这里很安静，我一天几乎都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天擦黑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热闹起来，集体舞开始了，到处欢歌笑语。我像诵经似地不停地重复那几句词。要知道这是全国范围的直播，会有数亿人收看，一定不能出错！一旦出错不仅给中央电视台丢脸，自己的前程岂不也毁于一旦！快轮到我了，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到前面转悠转悠，感受一下气氛，他们叮嘱我回来的时间。我快步走到前区，当时听到一片鼎沸的人声，狂欢的人流潮起潮落。我活动了一下身体，围正阳门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安静的直播现场。时间没到，工作人看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还说：着什么急，早着呢！我继续在原地做运动，高抬腿，上下跳，大家笑话我说：瞧，给朱军紧张的！其实，倒真不是紧张，我只是觉得主持人气场要和前面的气氛能衔接上，礼花的前一个环节是集体舞，而正阳门相对比较安静，会给观众造成情绪上的中断，我就是想让直播接上这口气。到我了，我稍带着喘息，激动地对着镜头，高八度地开始播音：“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正阳门下，再过一会，灿烂的礼花将从这里点燃——站在我身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礼炮部队，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这个小伙子是谁？
10月2日，我再次意外被通知马上到文艺部，找张晓海导演。那时，国庆是没有长假的，一号照例是放一天假，二号正常上班。后来听文艺部一个同事说，那天晚上，当我的直播信号通过层层传递，到达总导演张晓海手中切换按钮的时候，张晓海惊讶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这句话几乎是我的吉祥语。张晓海找我，确定是好事。10月7日，中国纺织系统有一个名叫《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晚会的规模很大，而且是直播。地点就在中央电视台最大的1000平米的演播室。现在春节晚会的一号大厅那时还没有，当时那里只是一个圆形草坪。而1000平米的演播室是中央电视台重大节目的录制地点。我第一次进中央电视台参观的时候，曾经扒着门缝向里面张望，没有想到终于有一天自己能在这里主持节目。我的搭档是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的主持人陈鲁豫。鲁豫也是主持人中后起之秀，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台一炮走红，清汤细面式的发型透着清纯和本色，至今未变，成了她标志性的造型。鲁豫比我小，却显得沉稳持重，天赋的伶牙利齿，也没有晚会主持人的珠光宝气，这样反倒让观众看着舒服。现在，她在凤凰卫视主持《鲁豫有约》，也是一档非常有影响的谈话节目。我们不常见面交流，但却是彼此的热心观众。晚会直播即将开始，我和鲁豫穿戴整齐，站在舞台中央待命，因为是大型晚会的现场直播，和我前几天的十几秒不同，我们都有些紧张。张晓海走到我们面前说：“记住了，别紧张，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的一页！”这句话，我终身难忘。张晓海破例启用新人主持重大的直播晚会，究竟有多大风险，我全然不知，但是他的魄力和勇气，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1）
我开始被中央电视台更多的导演注意，走在台里也常常碰见熟悉的人打招呼。慢慢地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冷冰冰的大门变得亲近了。然而，生活上依然的清苦和孤独，时时让我感到不踏实。在兰州的谭梅，经常托人给我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北京什么都有，但北京什么都贵。少了我军队上的收入，只靠谭梅自己养家，已很窘困，还要在不多的收入中给我添置演出服装，这无疑是一笔沉重开销。演出服都很贵，而且只能穿一次，于是我买衣服的时候总买同一色系不同深浅的，这样排列组合着可以多穿几回。有一次谭梅的单位发了300块钱的服装费，她兴高采烈地到商场给我买了一双鞋、一件衬衣，回家的路上挤公共汽车，下车前忽然发现崭新的衬衣不见了。小偷刚刚下车，大喊，已经没用，眼巴巴放走了小偷。谭梅怕我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却深深内疚，丈夫不在身边，一个柔弱的女性要支撑沉重的家庭需要怎样的坚强！于是，我又果断作出了一个人生重大决定：让谭梅来北京！贫贱夫妻，同舟共济嘛！那个签上不是说了，“要想成事，我们就得在一起！”然而，像我这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状态又怎么照顾她？思来想去，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让谭梅考学！只要考上北京的大学，不但可以名正言顺留在北京，而且还可以保留军人的身份和工作，带薪读书，这是我们最理想的选择。我的想法和梅梅一拍即合，于是她捡起了放下多年的功课，准备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而我也在中央电视台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地方继续奋斗着。人算不如天算，原以为考学是个人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军队干部上学需要繁杂的手续，要有报考的指标，要有团里的批准。当时，谭梅是舞蹈演员，军艺当年的舞蹈专业恰巧不招生，只有戏剧表演专业招生。谭梅几乎没有考试资格。但是团里有个规矩，只要自己找到大学里的老师，老师愿意接收并给报名指标的话，团里便可以开绿灯。解放军艺术学院在紫竹院公园附近。那天早上一冲动，我决定亲自去碰碰运气。那个时候想法单纯，又没有人情事故的历练，就凭着一股傻楞傻楞的劲儿。招生季节，很多的人，都不认识。当时从学校告示上看到新一届戏剧表演专业的招生班主任叫江命夏，就到处打听江老师家的住处，还真遇到一个毫无戒心的传达室阿姨，指着院子里的一栋楼房说：“就那儿！”知道地方，我就真去了。两手空空，甚至连点水果都不懂得带。敲了敲门，门只开了一道缝，出来的人不认识。其实那个时候，江老师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呢。江老师家里，人特别多。我礼貌但却坦率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