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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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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8月27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

    ,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月19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

    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①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

    智絯Intelectual,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瞀Emotionl,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见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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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新民学会

    蔡和森、萧子升等18人。

    1920年2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40%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

    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

    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

    ,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

    ,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

    ,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

    ,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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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1920年6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

    1920年5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6人在上海集中。

    5月8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12人,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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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①、魏璧②、周敦祥③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青年,这是当时国内有的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人入会时,由毛泽东主持,特为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

    后来还有明德中学、法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④)等校的学生入会,吸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

    ①劳君展(190—1976)

    ,湖南长沙人。

    周南女校学生。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7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

    ②魏璧(1897—1969)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7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1898—1980)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

    1921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李振翩(1898—1984)

    ,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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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匡互生①)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②等人。

    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70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而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

    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108人)

    、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①匡互生(1891—193)

    ,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刘清扬,(1894—197)

    ,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192O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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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

    与“振兴实业”

    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

    ;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1919年底或1920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

    1920年11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

    ①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1930年4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4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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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1921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1925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1925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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