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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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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

    ,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7月14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

    二字。

    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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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751

    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

    ,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

    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

    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

    ,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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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剩70,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

    (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

    ,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7月17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

    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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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951

    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

    同11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

    ,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

    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Q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19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

    ,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

    (1988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12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

    《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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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7月18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1958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

    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

    ;看风使舵。

    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

    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总理为此在7月20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

    黄是7月17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

    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1958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

    我大概是7月21日发的言,指出1959年高指标来自1958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

    7月20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

    从7月3日到10日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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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161

    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

    ,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

    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

    (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

    “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

    、“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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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

    ,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7月20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7月20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

    (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

    2。

    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3。

    1300万吨是否右倾?

    300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7月12日到22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15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今年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

    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7月23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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