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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第3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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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打压缙绅
    明亡于清,原因很多。但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子一中秀才,便有两百亩免银田,投靠者趋之若鹜,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与士风有颇大关系,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礼抗官府,私下里却田连阡陌,华堂美宅,广蓄家奴”
    朱永兴一回到南京,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国家养士”制度的不满。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而大发雷霆。
    “或给粮,或给银,独不予赋税之惠,以绝其损国肥私。”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宗室藩王亦是如此,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
    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至于参合五民之业,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当然,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所以,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或投资商团,或投资其他领域,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每每安定之初,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尚能安居乐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大贵族、大富豪、大地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苦。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
    所以,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士绅是。宗室藩王也是。
    当然,朱永兴知道所谓的“均贫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越往后,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因为人人是不同的,体力、智力、勤懒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贫富差距不可消灭,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健全和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税收制度,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的迫切。
    “启奏万岁,国家养士乃是祖制,骤行更改,恐不妥当。”正卿为郭之奇是群臣当中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当然思想也是守旧的,与除张煌言以外的新进官员都唯朱永兴马首是瞻大大不同。
    “国家养士。朕当然不否定。只是方式略有变更,堵塞其中漏洞而已。”朱永兴还不敢一下子便来个人人平等。甚至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须在北伐成功之后试行,所以说得委婉,“朕刚刚看过国战债券的发行情况,十分失望。江南乃士风最浓之地,认购额却不及湘鄂。难道这便是士人的爱国之情,难道他们可以坦然受朝廷之恩惠。却不思报效国家,亦是理所应当?”
    “万岁,江南受鞑虏压榨荼毒,元气大伤,财富大损。尚需时日恢复。”张煌言上奏附和着郭之奇,身为士人,他虽觉得士绅有劣迹,但大体上还是好的,再者,朱永兴登基之初,也不好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启奏万岁。”户部尚书易成上前反驳道:“张尚书之言有误,据户部统计,债券发行,江南以小额认购居多。也就是说,买者多为小户或平头百姓。难道说受压榨的只是士绅富豪,还是说百姓的生活比他们还好?”
    “这便是朝廷要用民脂民膏养的士,要优渥对待的绅吗?”朱永兴不禁发出冷笑,“都说富而后知礼,知礼而后贵,朕看倒不见得啊!这书读得越多,怎么倒是越不爱国?我朝养士二百余年,仗节死义者令人崇敬,可现下江南所剩的怕皆是鞑虏之顺民吧?鞑虏压榨盘剥时,可曾有过反抗?怎么光复之后,既无尺寸之功,倒要朝廷优容施恩?连平头百姓的觉悟都不如,尚要争这争那,算不算寡廉鲜耻?”
    “启奏万岁。”监察部尚书周良甫上前奏道:“据各地方官所报,江南士绅多有辜负圣恩者。万岁减赋惠民,那些士绅却征收如故,苛待佃民,实在可恶。”
    “视朝廷法令于无物,该如何处置,由刑部拟议。”朱永兴脸色变得铁青,冷冷地说道:“朝廷有雷露之恩,亦有雷霆之罚。犯者必究,绝不宽贷。”
    “微臣遵旨。”张煌言心中暗自叹息,有些士绅实在是不晓事,授人以柄,罚之有据,现在却是转圜不得了。
    辜负圣恩,这是一个比较虚,也是一个封建帝王常用来处置臣下的罪名。重了,可以说是“罪无可宥”或“罪该万死”也不为过。朱永兴下旨减免赋税时,便说得详细,既让田主得利,又让佃户受惠。阴奉阳违,被扣上这个罪名也是活该。况且,朱永兴本来也有设个陷阱,让那些贪利的士绅钻进去的心思。
    大局要稳定,但有根据的治罪处罚却不在此列。
    光复江南后,朱永兴确实能感觉到士绅的力量。这些人掌握着民间的舆论和法律,有时候,他们的意见甚至能影响地方官的决策。
    不过在明清战争中,缙绅阶层几乎没有发挥多少有助于明军的作用,或者说支持明廷的缙绅力量被支持清廷的缙绅力量所抵消了。朱永兴意识到缙绅阶层掌握的资源,但也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视。因为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松散的阶层,其中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还远远没有形成阶层意识,或者说已经在强大的君权前,在粗暴的武力面前被抹杀。
    只要不公开与整个缙绅阶层为敌,不洗劫他们,朱永兴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阶层的人会誓死抗争。而不废科举,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制约手段,让缙绅阶层去献媚皇权来争抢君王抛出来的那块肉骨头,从而把这个强大的阶层变成一盘散沙。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名言被朱永兴牢牢记着,只要朝廷不断地使用这个诱饵,便不愁缙绅阶层中没有合作者,当然,朱永兴也不指望缙绅阶层普遍具有有爱国情操和杀身成仁的意志。
    因为,缙绅只在乎他们的一点家产,在乎他们的后代有没有机会考上科举,把家族的安全延续下去,至于是谁的科举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反正只要不跌落到平头百姓就好。
    还真是可怜啊!这些由于拥有土地而控制着大量的人口,在家乡一言九鼎,在父老眼中是知识的传承者、公义的化身,而愿望就只是能够不被官府欺负而已。
    所以,就算朱永兴悍然下旨,将“辜负圣恩”的江南缙绅全杀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也会认为这些缙绅是自己作死。
    经过满清在江南制造的“奏销案”、“哭庙案”,以及大量清军的驻扎和官府的压榨,江南缙绅的实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朱永兴趁着其虚弱之机,以有理、有据的处罚再度削弱他们,倒也是应有之意。
    而且,对于犯奸作科的江南缙绅的惩治早在光复江南之后便开始了。原则是有罪便罚,不问其他。由于《明史》案而险些被清廷重惩的朱佑明,原以为会因此而被朝廷所褒奖,却不料被官府查办其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之罪,全家被处流放之刑。
    惩治劣迹缙绅只是迅速稳定江南秩序的一方面,各地的土棍、地痞、恶霸也在严打之列。既然要以江南为主要基进行北伐大业,以这种稍显酷烈的手段快速实现社会安定,也不算是过分之举。
    
    “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富饶了。”日本使团坐着船,沿着长江参观了一番后,服部其衷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小大名有的都要自己去种地,家康公早年,手下的家老们在平时都要干农活呢!”
    小大名,也就是倭国的诸侯,如果按照地域的大小来看,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县长。
    “是啊,来的时候只觉得中国广大得无边无际,这次沿途能够观察风物,果然土地肥沃、应有尽有。”同为使团成员的小宅生顺连连点头赞同,“鞑靼人连沿江之地都弃守了,可见并无与明朝相抗衡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
    “也就是说,鞑靼人差不多已经败局已定。”服部其衷说道:“我国的政策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明胜利在望,打败鞑靼只是时间问题。”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小宅生顺还有几分谨慎之心,沉吟了一下,说道:“或者可以暂时先答应大明开商馆之事,其他的进一步行动,先观望似乎更好。”
    “小宅君还真是持重啊!”服部其衷呵呵一笑,说道:“这样也好,先不过分触怒鞑靼人。将军打算大力推广儒学,教导国人尊师、爱人和慈悲。偃武修文,便需要一个太平的环境。”
    (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 真儒,自虐?
    “偃武修文吗?”朱永兴沉吟了半晌,展颜一笑,说道:“舜水先生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倭人以莫大感化。若倭人皆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属舜水先生矣。”
    朝鲜、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在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响,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以后,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所谓的“尊王一统”,便类似于中国《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无论是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以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还是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
    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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