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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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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
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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