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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军夫的雇用采取军方和民间契约的承包制,承包业者协助军兵站包揽军队战时需求的马匹征集、物资调集、被服供给、武器搬运、军夫管理等复杂的业务。在马匹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军夫用“驮马队”或“背负子队”(人力肩担背扛),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虽然军夫的职能主要是单纯体力劳动,但是薪水收入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而且军夫在受雇用前没有受到专门军政教育训练,从军者中不乏地痞、流氓、赌徒等不务正业者,成为战争中违反军纪的突出代表,给部队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战场上军夫存在的纪律问题,很快引起陆军省法官部的注意。1894年8月27日,儿玉源太郎陆军次官强调指出:“军夫没有军人的素质,没有军纪习惯,任务执行中无法按照军人的标准来约束。”“军夫缺少文明的人格,在敌国作战容易作出有伤我军名誉的行为。对发生劣迹的军夫必须施以严罚、解雇、减薪的纪律。”10月22日,日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国,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作为文明国家的军队,厉行军纪乃我军天职所在,绝不能让害群之马乱暴胡来。那些缺少军队教养的军夫,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从军,如今数万后勤支援的军夫与野战军共同作战,军纪上会成为我军的累赘,甚至妨碍正常的作战秩序。因此,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战争中,军夫的表现如上官预料一样,尤其在违反风俗军纪的数量上远超过正规士兵,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骗财物、侵扰妇女、战场逃兵,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形象。
在战争中组织军夫担负作战部队物质输送的重要任务,这种方式在各国军队中都曾经使用过。日本采用的是高薪雇用制,国内的军夫每日薪水40钱,出征海外的军夫每日薪水50—70钱,饭食、衣类和住宿自理。战场上的军夫,穿戴江户时代式样的防寒服和裤子,佩戴护手护脚,头戴日式斗笠,脚穿草鞋,粗衣粗食,时常以盐为菜,在恶劣环境中肩负繁重的劳动。军人所到之处有帐篷栖息,军夫则没有这样的设备,只能自己寻找遮寒场所。1894年1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两日就有二十余军夫在严寒中冻死。而且,军夫每日的收入都明文规定上交5钱,是军夫承包商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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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兵站体系(1)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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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兵站体系(2)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20节:兵站体系(3)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