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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我弟是超生，因为我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我爸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我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存款。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熊老师会伤心的。”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认得我弟，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是啊，同学聚会。”
“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我的手一抖，问她：“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子吗？”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长得太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我说，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什么纪念品。门口只有个文具店，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还问我，门口的大街，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
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我的泪又往外涌。
原来，沥川来过这里，我的家乡。
“他问我记不记得你。我说，怎么不记得。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小秋上小学就调皮，动不动被老师罚站。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她还以为我是为我爸的事伤心，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
我擦干泪，向她笑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来的。”
“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那时，我孙子正在地上爬，他给我三百块钱，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因此，孙大婶牢牢地记得沥川。
这没来由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那一晚，和同学们聚餐，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只顾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沥川不理我，已过了整整三年。我为什么还想着他，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我真是又笨又傻，无可救药。
想爱一个人，没运气；想恨一个人，没理由。
想逃避，没地方；想堕落，没胆子。
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
父亲去世之后，我身心俱灰，整整三个月没跟沥川写email。回到学校，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收件箱上还是一个0字。我于是写了一信极短的信：“Hi沥川，我爸爸去世了。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手术。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我很感激。小秋。”
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收到我的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地址上写是“S师大英文系办公室”，所以就寄到了系里。正好他认得我，就替我收了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
我有点怕见冯老师，原因是他特别喜欢我，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毕业找工作。
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也认识很多汉字。但他说，他会写的汉字并不多。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他嫌笔画太多，太复杂，没用心学。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果然不流畅，所幸笔画还全，大小相当，所以也不是太难看。最重要的是，谢小秋的谢字，那个言字旁，是简体，却是我教给他的。我还就，虽说是简体，其实，草书的言都是那么写。
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味，淡紫色的背景，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没有字，没有落款。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所有的email，他全部收到了。
我拿着那张卡，心事重重。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小秋，你集邮吗？这邮票还要不要？”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哦，什么？邮票？”
“是啊。我儿子集邮。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喜欢外国的东西。”
“喏，给你，我不要邮票。”我把信封递给她。
“哎，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你也不要了？”
“不要了。”我笑了笑，“如果你儿子喜欢，就一起送给他吧。”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首饰店。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加上原来的两个，一共七个。左边三个，右边四个。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唉，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
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网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 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
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
作者有话要说：先告诉大家，结局是HE，所以，就不要再求我了。我已经按照大家的意愿把这个愁苦万分的故事变得阳光普照了。
还有，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写东西比较随意，人也比较懒散。所以，全靠大家用力催文啦。呵呵。
第21章
七月一日，我参加了九通翻译的第一次笔试。九通公司座落在东城区的永康大厦，占了十一层和十二层的全部。大厦的背面有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车马稀少，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场所。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我一起参加笔试的有五十人之多。听说报名人数上百，这是人事部根据履历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其实他们只要两个英文翻译，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笔试挺难，考完出来，很多人抱怨做不完。我勉强做完，不敢保证质量。出来时，有个北师大的女生问我：“那个‘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你是怎么译的？”
“The rimy bark； slippery with rain； is forty spans around。 And kingfish…blue hues； high up into the sky； two thousand feet above。”我说。
她看着我，抿嘴笑：“为什么用kingfish…blue？ 不就是blackness吗？”
“黛色不完全是黑色吧。黛色其实是青黑色，也就是blueblack。”
“那你为什么不用blueblack，而用kingfish…blue？”
我没回答，淡笑。
“明白了，”她叹了一口气，“炫技，是不是？嗯，我倒和你译得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词位。”
“古诗好就好在对仗，所以我尽量不改动词位。我比较喜欢直译。”
我们一起走过长廊，她忽然低声说：“你觉不觉得这次的题出得挺怪的？前面要我们译标书，后面要我们译那么难的古文。又不是考博，犯不着吧？”
我举手：“严重同意。出题的人肯定是虐待狂，我从没见过这么郁闷的试题。”
说完这话，我看见她悄悄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西装笔挺，打着黄色领带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我。
我嚼着口香糖，对他说：“这位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吗？”
他冷冷地说：“不是。”
然后，他不理我，径直地走进电梯，消失了。
目送他离开，那女生很夸张地“哇”了一声，作花痴状：“刚才那位先生，好酷哦！”
我笑笑。
和沥川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已令我对所有的俊男免疫。我爱他如此痴狂，经常半夜打开台灯，悄悄地看他熟睡的脸。
第二天，公司来电，通知我和另外九个人参加一对一的口试。我的口语本来就是强项，和沥川相处时，经常受到他的点拨，变得越来越强。再加上我还有好几年在咖啡馆打工与外国人闲聊的经验。
我笔试的成绩并不是最好，但九通对我的口语很满意。两天之后，我和最后三位竞争者去见了他们的总经理，萧观。
我对翻译界的情况并不太熟，但萧观这个名字，我还是听说过。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是我的导师冯介良教授的师姐。他们的名字常双双出现在英文教材上。萧观早年在国家通讯社的驻外分社，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之后从商建立了这个公司。听说商运亨通，没几年就发了。当然，除了翻译，在他叔父——一位香港巨商——的支持下，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其它投资。目前九通在全国各地有二十七家分公司，业绩非常突出，是去年本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萧观，心里暗暗气馁。原来他就是那天在我身后打量我的人。他看上去二十八九岁，清峻、沉稳、神态闲雅，一脸诗书气，不像个企业家。正如冯老师说的，是个做文化生意的。
“你就是谢小秋，”他坐在大班椅上，缓缓地说，“冯教授打过两次电话推荐你。”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次闲聊中告诉过冯老师我要申请九通。果然是好老头，不声不响地替我张罗。
我看着他，知道笔试的考卷，肯定出自他手。便在心底盘算自己还有几分希望。我说：“我无意走后门。”
“冯教授说了你很多好话，但他也提醒我，你的专业过硬，但有些个人的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不说。不过他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萧家和冯家是世交。两家携手历经了文革。冯静儿从小就赶着萧观叫哥哥。
“我没什么毛病。”我说，“我的毛病您绝对可以容忍。”
他从自己的办公椅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打量我：“有没有人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应当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一套便装。其实也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一套衣服。颜色是鲜艳了些，和下面的毛料长裙一配，很像当年的三毛。我觉得，我这身打扮，挺符合我所追求的波西米亚的气质。其实前几次我都穿着一本正经的西服西裤，就这一次，因为要和最后几位名校的高材生竞争，我的资历、水平和他们相比，都不是特别突出。故尔出此险策，想以奇制胜。
“人事部的王先生说，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笔译，一切都在计算机上完成，基本上不用和客户当面打交道。再说，”我咬咬嘴唇，“我只有一套西服，次次都穿它。你们天天看，难道不厌吗？”
大概觉得我的解释特实在，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还有，为什么，你的耳朵需要那么多耳环？我看着都麻烦，难道你戴着不麻烦？”
你是选材还是选美？那话冲到我喉咙，被我咽了下去。我的回答简短扼要：“我近几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找人算了命，说是五行缺金。”
他沉默片刻。我以为，他终于可以饶了我了，不料他又说：“谁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可以嚼口香糖？”
“我紧张。”
“你，紧张？”他不冷不热地说：“你第一个交卷，对吧？”
这话又戳到我的痛处。那天试卷上明明写着考试时间一百二十分钟，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