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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姑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