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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想在没有他母亲在场或同意的情况下审讯他？”
“不想。”
“当然不想。”
“他征求你们意见时，你们没有劝说他别去找律师？”
“没有，夫人。”
“绝对没有。如果他是这样说的，那么那孩子是在撒谎。”
雷吉慢慢地打开她的公文包，拿出一架黑色的录音机和一盘微型磁带。她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面前，向他俩报之以挑逗的一笑，说道，“我想能弄清谁在撒谎。”
麦克苏恩将手放在脸上，两只手指顺着鼻梁往下抹。特鲁曼揉了揉眼睛。她要让他们难受一会儿。房间内一片肃静。
“一切都在这录音带上。你俩想在没有他母亲在场、未经他母亲允许的情况下审讯他。他特别要求你们等到他母亲能抽出身子时再开始询问，但你们不同意。你们企图胁迫这孩子，用不仅要对他而且要对他的母亲进行刑事诉讼来恐吓他。他告诉你们他很害怕，他两次问你们要不要请个律师。你们建议他不要请律师，理由之一，律师都是讨厌的家伙。先生们，讨厌的事情就在这里。”
他们的身子越来越缩进座椅里去了。麦克苏恩的四根手指紧紧压在额角上，轻轻地按摩。特鲁曼端详著录音带，简直难以相信，但他特别小心、竭力不看那女人一眼。他想把它一把抢过来撕得粉碎，再踩上一脚，因为这涉及他的前途。尽管他心里十分懊恼，但根据某种判断，他感到这女人已将录音复制了。
被人戳穿谎言挨训斥已够糟糕的了，但他们的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个。接踵而来的将是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惩戒、调离现职、档案上给写上些废话，此时此刻，特鲁曼也相信，对为所欲为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采用的种种惩戒措施，这个女人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在小孩子身上装了窃听器，”特鲁曼怯生生地说道，然而他没有朝着那女士说。
“怎么啦？这不是犯罪。别忘了你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你们这些家伙装窃听拉的线比美国电话电讯公司的还要多。”
“好，好。雷吉，嗯，我说，我们很抱歉。我们，嗯，有一点忘乎所以，我们赔个不是吧。”
“只是有一点忘乎所以？光凭这一点我就可使你们丢掉饭碗。”
他们不准备跟她争辩。也许她说得对，而且即使还有跟她争辩的余地，他们也没有心思这样做。
“你在录我们的讲话吗？”特鲁曼问道。
“没有。”
“那好，我们承认做得过分了，对不起。”他不敢正视她。
雷吉不慌不忙地将录音带放入上衣的口袋，说道，“看着我，朋友们。”他们慢慢地抬起眼睛与她对视，十分尴尬难受。“从你们身上我已得到证实，你们这些人撒谎成性，说撒谎就撒谎。这怎么能使我相信你们呢？”
特鲁曼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嘴里嘶嘶作响，故意砰地一下站起身来，蹬蹬地走到桌子一端，两手一摊说道，“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来这里只是想问问那个小孩子一些问题，办我们的公务。可现在我们跟你斗起来了。那小孩子没有对我们说他已请了律师。如果他告诉了我们，我们自然会改变主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故意与我们作对？这是毫无道理的。”
“你们想在这小孩子身上打什么主意？”
“我们只想知道事情真相，他在撒谎，没有把昨天看到的事情源源本本地说出来。我们知道他在撒谎。我们知道在克利福德自杀前，他跟杰罗姆·克利福德交谈过。我们知道这小孩到汽车里去过。也许我并不责怪他撒谎，因为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害怕。但该死的，我们得知道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你们怀疑他看到和听到什么了？”
“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麦克苏恩问道。
“我们的谈话内容是绝对保密的。”
“我懂得这一点。但是，你可知道克利福德是什么人？马尔丹诺和博伊特又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这一案子的来龙去脉？”
“今天早晨我看过报了。我一直都关注这一新奥尔良案子的进展情况。你们需要那具尸体对吗？”
“你可以这样说，”特鲁曼从桌子的一端回答就，“但此时此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与你的委托人谈一谈。”
“我可以考虑这一要求。”
“你什么时候能考虑好？”
“不知道。今天下午你们有没有事？”
“干吗问这个？”
“我需要跟我的委托人再谈一谈。下午三点在我的办公室里见，怎么样？”她拿起公文包，将录音机放了进去。显然，这次会晤到此结束了。“我来保管这盒录音带，不透露出去。这算是我们间的小秘密，行吧？”
麦克苏恩点头同意，但心里明白，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如果今后我想从你们两位那里要点什么，譬如事实的真相或是直截了当的答复，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如果我发现你们还要撒谎，我可就要使用这盒录音带了。”
“这是讹诈。”
“是的，的确是。你们对我起诉好了。”她站起身来，一把抓住门把。“三点钟见，朋友们。”
麦克苏恩跟在其后。“喂，雷吉，听我说。有一位朋友也许想参加这一会晤，他的名字叫罗伊·福尔侍里格，他在……”
“福尔特里格先生在城里？”
“对，他昨晚到的。他坚持一定参加在你办公室里的会晤的。”
“这个么，这个。行，我感到荣幸。请邀请他来。”
10
下午三时整，按照约定的时间，福尔特里格、麦克苏恩和特鲁曼准时来到雷吉·洛夫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这房间不大，但非常雅致。克林特接待了他们。他请他们坐下，要倒咖啡，倒茶水，但他们都显得很拘谨，一一谢绝了。福尔特里格郑重其事地对克林特说，他是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新奥尔良的美国国家律师，来这里谈业务，不想等候。然而他这样想就错了。
他等了四十五分钟。在这期间，那两名特工坐在沙发上翻阅杂志，福尔特里格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时地看手表，在克林特身上出气，训斥他，甚至两次破口大骂，但每一次问起来，克林特还是说雷吉正在打电话，有要紧事，至于福尔特里格已来到这里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他很想离去，但又不能。在他的一生中，像这样被耍弄、却又只好忍声吞气的时候是极少的。
最后，克林特请他们跟他去会议室，这是一个小小的会议室，周围放着一排书架。书架上全是厚厚的法律书籍。克林特让他们坐下、并告诉他们雷吉马上就来。
“她已经晚到了四十五分钟，”福尔特里格抗议道。
“对雷吉来说，她还提前了许多呢，先生。”克林特微笑着回答，并离开了会议室，随手关上房门。福尔特里格坐在桌子的一端，两名特工紧挨着他，一边一个。他们等候着。
“我说，罗伊，”特鲁曼踌躇地提醒，“你得小心这个女人。她也许会把谈话录下音来。”
“你怎么会有个想法？”
“这个么，嗯，你很难……”
“这些孟菲斯律师中，很多人喜欢录音，”麦克苏恩帮腔说，“在新奥尔良情况怎样我不清楚，但在这里录音搞得很凶。”
“她必须事先告诉我们录不录音，对吗？”福尔特里格回答，显然没有理解他们话里的含意。
“用不着冒险，小心为好，对吧，”特鲁曼说道。
门开了，雷吉走了进来，她迟到了四十八分钟。“各位请坐，”她说道。克林特跟在后面，随手把门关上了。她伸出手来，主动与似站非站的福尔特里格握手。“我是雷·洛夫。你一定是罗伊·福尔特里格吧。”
“是的，很高兴见到你。”
“请坐。”她朝麦克苏恩和特鲁曼笑了笑。一瞬间，他们三个都想起了录音带那段插曲。“很抱歉来迟了，”她说着独自到会议桌的另一端。福尔特里格他们三人与她相隔八英尺，紧紧地挨在一起坐着。
她打开会议桌里一个隐蔽的抽斗，从里面取出一台大录音机放到自己的面前。“我想把这次小小的会晤录下音来你们不介意吧？”她问道，同时插上了话筒。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把这次小型的会晤录下音来已是无可争议的了。“我很乐意向你们提供一盘复制带。”
“很好，同意。”福尔特里格说，装出一付他似乎还可有所选择的样子。
麦克苏恩和特鲁曼盯着那台录音机看，心想真有她的，还问一声。他们朝她笑了笑，她也朝他们笑了笑，然后三人都向录音机看着，会意地笑了。这个女人犹如一块破窗而入的石头，令人难以捉摸。那台该死的微型录音机一定就在附近。
她揿下按钮。“好啦，开始吧。”
“你的委托人在什么地方？”福尔特里格向前一探身子问道，显然下面的话都将由他代表着说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呆在病房里，留在弟弟的身边。”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谈话？”
“你认为你一定可以跟他谈话吗？”她注视着福尔特里格，眼睛里充满自信。
“我们需要和你的委托人谈谈，洛夫女士。”
“叫我雷吉，行吧，罗伊。”
“行，什么都可以。简而言之，我们认为他知道一些事情。”
“譬如说？”
“这个嘛，我们深信杰罗姆·克利福德自杀前，小马克曾在那辆汽车里。我们认为他和克利福德在一起的时间不是短暂的一会儿。克利福德显然想自杀，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把他的当事人马尔丹诺先生埋藏博伊特参议员尸体的地方告诉别人。”
“你根据什么认为他想告诉别人？”
“这说来话长了，但是他曾跟我事务所里的一名助手有过两次接触，暗示说他也许愿意做个交易，把秘密说出来。他害怕得要命，喝了很多酒，行为异常古怪。他十分惊慌，难以控制自己，想谈一谈。”
“你凭什么认为他对我的委托人说过？”
“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你一定明白。”
“我明白你们有点走投无路了。”
“不是有点，而是非常，雷吉，我对你开诚布公说了吧。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参议员，但坦率地说，没有找到那具尸体，因此开庭审判的条件不成熟，”他顿了顿，温和地冲她笑笑。尽管他有许多惹人讨厌的毛病，但罗伊毕竟在陪审团面前见过很多世面，知道应该怎样显得真心实意，什么时候应该真诚老实。
在对付这一号人时，她也是个老手，知道怎样区别真伪。“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跟马克·斯韦谈话。今天你跟他谈不了。但明后天也许可以。事态发展得很快。克利福德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应该放慢一点节奏，一步一步慢慢地来，好吗？”
“好的。”
“那么请拿出根据证明杰罗姆·克利福德开枪自杀前，马克·斯韦与他一起在汽车呆过，好让我心服口服。”
没问题，福尔特里格看了看记录用的拍纸簿，一口气报了一长串指纹相符的地方：尾灯、行李箱、前车门把手、锁开关、仪表盘、手枪、杰克·丹尼尔威士忌酒瓶等等。此外，在水龙带上也测得相符的指纹，但还没有最后确定。鉴定正在进行。福尔特里格这下子成了起诉人，正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来确立一个案子。
雷吉记了好几页纸。她知道马克去过汽车里面，但不知道他竟留下了这么多的痕迹。
“威士忌酒瓶子？”她问道。
福尔特里格迅速翻过一页，查看详细细节。“是的。上面有三个清晰的指纹。毫无疑问。”
马克跟她说起过枪，但没有讲到酒瓶的事。“这似乎有点奇怪，是吗？”
“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奇怪。跟他谈过话的警官们都回想不起他说话时带有酒精味，因此我认为他没有喝酒。如果我们可以跟他谈一谈，他肯定能解释清楚的。”
“我会问他的。”
“那么，看来关于酒瓶子的事他没有对你说过。”
“没有。”
“他讲了那支枪的事没有？”
“我不能透露我的当事人对我说的话。”
“这么说，他没有把一切情况告诉你？”福尔特里格问道。
“他告诉我很多事，但漏掉某些细节完全可能的。”
“这些细节可是至关重要的。”
“我会判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什么不是。你还掌握了一些什么？”
“把字条让她看看，”福尔特里格命令道。特鲁曼从案卷里抽出那张字条，递给了她。她慢慢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一遍。马克没有提过这张字条的事。
“显然是用两枝不同颜色的笔写的，”福尔特里格解释说。
“我们在车子里找到了那支蓝色笔，一支廉价的比克笔，没有墨水了。我们推测，马克离开汽车后，克利福德好像想加上几句话。‘何处’这个词似乎表明那孩子已经离去，很明显他们两个人交谈过，互通了姓名，而且那小孩在车子里逗留的时间很长，有足够的时间东摸西摸的。”
“在这上面没有发现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