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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两人找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条撬杠，一长一短，备用。
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式是用一束底钩，绑上肉，狗一吃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再想办法把狗打死。
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7月5日，白宝山、吴子明带着干粮和饮用水，带着装枪的提兜，坐班车来到141团场。白宝山黑汗衫、蓝裤子、白球鞋；吴子明绿马甲、绿军裤，网眼皮凉鞋。两人先来到距军械库大约一公里远的树林里休息，吃些东西，并在这里制作好套狗用的鱼杆。
下午6点（相当于4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
周围很安静，对面的小学校园静悄悄的，周围的菜地里也不见一个人影。
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
十分不巧，白宝山自从来到新疆，每每作案总是不巧——有位老汉从家里出来，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莱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背着一支枪，蹲在仓库大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
老汉站住。
白宝山瞪他，用手比划了两下，让他离开。理，各团的军械库、弹药库大都撤消，141团军械库已改为“人工影响天气器材库”。虽然他的计划安排得很周密，但这个关键的信息没捕捉到，他只能空手而回。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
仍然没带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这是白宝山的一条经验，步行离开现场是最安全的。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警方一般认为犯罪分子会快速逃离，会带有交通工具，往往忽视步行者。
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141团场距147团场有50多公里路程，两人整整走了一夜。
凌晨4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夜里赶路在这地方极少见，这又不是公路，是戈壁中的土路。白宝山放松了警惕——枪没收起来，始终背在身上。
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
他顿时起了杀心。
两人白天在141团“军械库”作了案，开枪打死两条狗。现在，有人看到他们的枪，而他们正走在141团与147团的连线上。这不是件小事情，弄不好会把警察引过来，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
这个人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
走夜路的人警惕性都很高，谁都怕遇到坏人。这位夜行者看见他们之后立刻加快了脚步，想迅速离开——但已经晚
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一串火链打过去，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
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
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弄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这个无辜者也是四川人，他给白宝山留下的印象是；微胖，身高约有1．74米，年龄30岁左右。名字当然记不清了。
他因何来新疆，为何要一个人走夜路，都是永远无法揭开的谜。我们只能知道，1996年7月6日凌晨4点，一个四川男子在戈壁上遇害，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141团至147团间的荒野里，陪伴那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
这起杀人案白宝山在“余罪”中做了交代。由于他记忆不起杀人及掩埋尸体的具体地点，在案件最终的审理判决时，此案未被列在判决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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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戈壁的荒芜和辽阔，被害人的尸体，至今未没被警方和当地群众发现。
二、一个性质、动机都令人疑惑的案件
1997年7月5日下午19点45分，石河子下野地垦区公安刑警大队第一探区探长王军接到141团场派出所所长李建国电话，称：“下午18点55分左右，141团人武部库房被盗，两名作案分子持枪将库房大院内的狗打死，撬开库房大院门和两个库房门，作案后逃离现场。现场已保护，请求派员勘查。”
接到此报，王军立刻向刑警大队及主管副局长贾光辉做了汇报，并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石河子市距141团场7O公里。接到报告，石河子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周传强立刻带领刑警大队长龚兴言、副大队长慈新光、技术科长江援朝，法医皇英驱车赶赴现场。下野地公安局王军、技术室主任陈瑞军，技术员孙勇在现场恭候。
当晚，石河子公安局一行人，下野地垦区公安局一行人，先听取了当地派出所所长李建国关于案情及现场保护情况的汇报。因天色已晚，勘查工作在第二天上午9点20分开始，至12点55分结束。
141团“人影库”库房方位，在团场文化路东150米，正南30米是中心小学，正东25米是机关菜地和啤酒花地。大院铁门；宽4米，高2．8米。地面向上1．2米处铁门鼻被撬掉。院内打死一狗，警卫室外收集到一枚弹壳。室内打死一狗，收集3枚弹壳。被撬开的1号库和3号库房内，有杂乱的解放鞋足迹。其中一枚比较清晰，全长26厘米，前后有残缺印痕。
库房大院门外，东扇大门东侧，有一根长为1．10米的木杆，一头粗2厘米，一头细1．2厘米，细头用红色塑料包装绳捆扎着5枚鱼钩。
经库管人员核实，库内有翻动痕迹，但未发现物品丢失。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十分稀罕的案件。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访查组找到那位从库房门前路过的曹德康老汉，曹老汉说，他当时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穿黑衣服，蓄长发，背着一支枪。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那人态度蛮横地把他赶开，要他不要惹事。他还看见墙角上蹲着一个人。他被叱责时，那人站起，迅速朝这边走来。曹老汉立刻走脱了。老汉的菜地距仓库大约100米。他刚刚走到地头上，就听见大院里响了枪。隔很短的时间又打了几枪。他觉得事情不寻常，正在犹豫，遇到中心小学的李会计骑自行车从菜地路过。他拦下李会计，说明方才看到的情况，委托李会计向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接到报告立即出动6名民警，所长李建国亲自带队，把库房包围起来。摸进去之后，看见被打死的狗和撬开的仓库铁门，持枪人已经逃离。
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杆套狗，后嫌麻烦，干脆改为开枪把狗打死。
其根据是：第一，对方大白天来，并不怕被人撞见，并确切知道，院内白天无人值班；第二，袭击目标仅仅是两条狗，未对周围形成任何危害；第三，虽然有两座库房被撬，但库内的6O0公尺导火索、炸药，以及服装、望远镜、电话机等物资均未丢失。这说明对方不是以盗窃为目标；第四，兵团垦区有枪人员很多，开枪打狗并不稀罕。
这个判断的疑点是：第一，对方已达到打狗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撬开库门？第二，既然为了打狗吃肉，为什么没把死狗拖走？
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
从历史上看，新疆兵团具有屯垦和戍边两项任务，过去每个团场都配有武器库，保管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弹药、手榴弹、雷管等装备。进入90年代．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枪械管理，石河子（农八师）对团场一级的武器库做了调整，下野地垦区所属的9个团场把武器集中到133团；莫索湾所属4个团场，把武器集中到148团。自1996年起，武器已全部运走。
据此推理，犯罪分子知道这里曾是军械库，但并不知道军械库已改作它用。他们是奔着武器弹药来的，发现失误，立刻撤离。
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7·5”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
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石河子刑警大队、下野地公安局刑警队还是布置了较为周密的调查。调查工作以141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制式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身份复杂的人员，包括符合相关条件的复员军人。劳改人员，文革造反派头头，跑外经商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识为75－81，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两狗尸体进行解剖，每狗均中两枪，死亡原因都是心脏破裂。
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位身高在1．72—1．73米，另一个应在1．75米以上。
10天过去了，枪支组把141团部、驻地武警支队、北野监狱等配备的制式枪统统校验一遍，未发现所用枪支。但他们在北野监狱的弹药库中发现了弹底标识同为75－81的子弹。
围绕着特殊人员查“黑枪”的工作也排查完毕，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事件发生的第13天，有一名妇女反映：大约在5月份，她看见在“人影库”东边坐着两个男人，在那里喝啤酒，吃面包火腿，旁边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新C牌照，其中有“5”，有“1”。
这一消息使专案组兴奋了好一阵。他们对当地所有新C牌照的摩托车逐一登记核查，查出红色的、有“5”有“1”的摩托车20多辆。经过排查，全部与“7·5”案件无关。
调查工作陷入僵局。
第十章
一、大案前奏
在白宝山的时间表上，他突然加快了作案速度。
初到新疆的几个月，白宝山跑过不少地方，也踩了许多“点”，但他既没抢到枪，也没有抢到钱。从整个过程看，白宝山在这一阶段似乎表现“平庸”，到新疆来做事，他处处都不顺利。
他来到新疆的第一天，就想搞143团场弹药库，因原库址已改民房，只得停下。这之后，白宝山调查了多处棉花加工点，始终没找到可下手的地方。5月底，白宝山向吴子明透露了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再次把作案目标转向抢劫武器，然而，策划抢劫奎屯军训中心哨兵枪支未能得逞，策划抢劫141团场军械库武器弹药结果补空，他在两处地方都亮了枪，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照常规推断，白宝山也有“狗急跳墙”的时候，他不耐烦了，因此而大开杀戒。其实不然。
如果说初到新疆的几个月里，他的行动显得笨拙、杂乱无序，这都与他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而在这时，也就是在他袭击了141团“人影库”之后不久，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迅速抛弃掉抢劫棉花款的计划，把目光转向新的目标。
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谢宗芬。
谢宗芬在新疆的生活，跟白宝山截然不同。她与新结交的四川老乡走动频繁。最亲密的几个人，一是租给她房子的刘秀芬，谢宗芬管她叫“姐”，“姐”在市场上开着个小卖部。另一位老乡叫宋朝莲，谢宗芬管她叫“姨”。还有一位，谢宗芬叫她“三姐”，“三姐”是四川绵阳人，在市场上卖凉皮。第四位是谢宗芬的邻居，搬进刘秀芬的空房之后，她就结识了这家邻居，也是四川人，也姓刘，谢宗芬晚上常去刘家串门儿。
刘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在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遇到，问长问短地跟刘家女儿聊过闹天。
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
谢宗芬来了兴致，问：“那个边疆宾馆都做什么生意，怎么个好做法儿？”
刘家姑娘说：“那个地方，全是做外贸生意的，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多了，有不少外国人，大把大把地挣钱。那地方中国人的生意也好做，摆个小摊，卖什么赚什么。我要是有钱，就不干这个穷翻译了，也在那儿租个铺子，做买卖。”
谢宗芬动了心，仍不大相信，问：“那地方的钱就真的那么好赚吗？”
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地方的人多有钱。那地方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
回到家，谢宗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