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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浴室的地上，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马桶，滴出一条一条的红色水柱，我有些悲伤，觉得因果在我身上就没有体现，我包着手来多伦多，也得包扎着手回去；我也有些万幸，想着要是再呆在这儿久点，我身体里那些潜在的暴力因素，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情。。
第二日飞机起飞之后，空姐递餐给我之前，我看着旁边回国省亲的老头重重的叹了口气。思绪万千。
曾经我的一位朋友，也干过和我同样龌蹉的事。她和一位和善的男子在她赴德留学前眉来眼去三个月。
却死死扣着大家是朋友这点不松口。
结果那男子机也送了，人也拥抱了，手也挥痛了，她都能淡定的走向飞机闸口。却在阿姆斯特丹转机时披头散发痛哭流涕的给那男子电话，内容琐碎而绵长，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喜欢你啊，喜欢你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为什么人家的爱情就能变成美好回忆只待追忆，我的就只能变成了手上的伤口？
作者有话要说：作者有话要说：其实我本想写出《美国往事》的某一场戏的某一种感觉。不过似乎氛围还不到哪儿，文笔和构思也缺乏讲究。只能删了改改了删到现在。啊。。悲苦啊。啊。。卖萌求包养啊。累屎了。天屎作者留
☆、你想和我来一发吗
我回国后呆的第一个杂志社是我爸托了七八层关系让我进去的。这个传说中一半财政拨款，一半自负盈亏的的杂志社应该是唐朝开朝之后最龙蛇混杂的地方。人说看尽人间奇葩得到古代青楼现而今的会所，我个人认为他是没到我社来看过。
我没转正之前负责整刊所有塞不满所以必须豆腐干的栏目，以至于那家刊物的一半东西都是我在网上下载的。
而其他的所谓正式记者则只需每月第一个星期的最晴朗那日，穿得人模狗样的睡到下午两点，带着一脸的眼屎和对社会现状的所有不满到社里开选题会。其实我社的选题会每次都特别精彩，因为各位记者编辑都能三秒变出公共知识份子的范儿，什么不让写就选什么，大有南方系和环球时报死磕的味道。也就如此，每次选题会就在感怀新闻人没有自由操守，时不与我和击鼓传花，小红花在谁手上谁就写特稿之后结束。
最后大家相约着下月再见。
接下来还有大半月的时候，我这菜鸟就开始在网上寻找此杂志需要的所有资料。在字数不够标点凑的情况下，也干出了“情感专栏”里的林阿姨对爆菊这种事情了如指掌，还推荐大家使用陈老师代言的KY润滑剂。
就仅仅剩余的吃饭时间里，闲得无聊来上班的编辑大妈们就会把我困在办公室中间，审查犯人那样的问我年龄几岁、父母几个、有房还是有车、四十五岁离异带孩儿无房无车一米六三男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都觉得相当靠谱。
终于某日，我听尽了副社长和社长在下基层采风时对同一位一位县级广播员一见钟情，相约大战在露台的艳情故事；也消耗完对保暖内衣广告商和痔疮膏为了封面和背面的位置，生拉活扯长达十年的商业大战的热情。我坐在出租屋里，对以后的人生感到茫然。
我再一次想到沈杭，想到她说我毫不犹豫拒绝她帮助时候的失望。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留在多伦多的的话，就算做个小白脸也比现在有前途。
可是是我坚持要回来的。我不懂为什么我就是要在沈杭面前这么坚持。
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点温暖，一点安慰。至少从她对我的激烈反应来看，她对我不单单只是喜欢。
于是我自动屏蔽了我和沈杭在最后一天产生的那些冲突和她深陷于妓男怀抱的迷醉，用充满了热情和激情的笔调写了一封邮件给她。
中心内容四个大字可以概括：我想你了。
发送，等了一日两日，终没有她的回复。
再写一封，半文不白中加入大量性描写，中心内容五个大字可以概括：我更想你了。
发送，等了三日四日，依旧没有她的回复。
我带着这无处发泄的性苦闷，揣着连买卫生巾都不够的工资条穿梭于北京次繁华的街道。压力终于在一个双腿深处流着MC，天空挂着一轮明月的加班夜里爆发。我甩掉还在改的稿件，夹了一叠样稿，像一个小清新的孩子那样翻上了楼顶，顺便带了一盒火腿肠和打火机。
现在是晚上时间十点，月光如刀。
这座写字楼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中学，今天似乎是期中考试结束，有男生捏着鸭公嗓在谈吉他。这让我想起我曾经也是个文艺青少年，背着一把吉他混迹于校园。曾经也给第二心仪的女同学演奏一曲《春天在哪里》，却被无情打枪，说弹棉花的都比我弹得有层次感。要不是那同学这么打击我，断了我文艺青年神经，就此一路往二逼青年的道路上狂奔。说不定再受点文艺熏陶，沈杭就看到我的信后感动到热泪盈眶，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无声无息。
哎，沈杭，又是沈杭，我怎么有事没事都在想着沈杭。
我吃了一口用样稿烤的火腿肠，抿了一口二锅头，正准备抽搐起多年都没抽动过的肩膀泪如雨下一把，忽然有人在黑暗中大喝：“谁在那里？”
“没，没有谁。”我被低沉的男低音一吓，居然说话有些结巴。
男低音走进，用手机屏幕光从上到下的打量我一番，问道：“你是林欢？”
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人在接近半夜的时候和我在天台搭讪，我认为我还是有被□的危险性的。所以我回答：“我不是林欢。”
他又再度打量我一番，认真程度迫使我挡住了穿着羽绒服的胸部且害羞了半秒。他依旧断定：“你就是林欢，XX杂志社的，对吧。”
知道我是XX杂志社的人实在太少，这人大概是我哪个没遇见过的记者，想想我偷点样刊也不是个多大的事，最多被罚钱到连护垫都买不起用卫生纸自制，我也就这么淡然了，由此增加了无穷的底气：“对吧，是我，你要干嘛。”
他抬了抬眼镜伸出他的手：“你好，我叫汪然。”
哦，我知道汪然。我社唯一还在用生命跑稿子的男人。也因为这种一颗红心为新闻的作风让事事随便都可以的主编不能接受，在忍耐了他一次两次之后，大笔一挥开了一次审稿会，就把他发配到南海拍摄九段线去了。据说给他任务的时候主编规定没拍完那是不能回来的，果真他一搞就是三四个月。和我来实习的日子刚刚错过，所以我不认识他。
慢着，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我招收的。”他一屁股坐在了脏不拉几的天台上。
就这样，两个充满理想和苦逼的青年的心就这么慢慢靠近了。
靠近到——我说“真不好意思，我的火腿肠罐头和酒都被你喝完了”，他立刻很和善的下楼去买的地步。
我在北京终于有了个朋友，却是我们单位人口中的奇葩。
这些事我都事无巨细的写信告诉了沈杭，她现在在我心中就如静默的泰坦星，躲在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某个角度里鲜活的存在着。我就像一个要不到糖果就抵死耍赖的小孩儿，以反正她也不会让我联系上为理由，鲜廉寡耻的希望联系上她，甚至会在一个又空虚又寂寞的夜里，把钻研了许久的电话性（）爱通用词们工工整整的誊到一小本上，开了skype找她，她明晃晃的在线，也明晃晃的把我挂断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我在灯明几亮的办公室里，从身到心的疲倦着。
这时，手捧一杯热茶的汪然眼神坚定的出现在我眼前，对我说：”小欢，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茶杯：“你的意思是你想和我来一发吗？”
汪然几乎把白眼翻到了脑干上面，重重的重新坐在椅子上，喃喃的说道：“果然没错。”
“啥？”我不明其意。
“没啥。”被我认为要和我来一发的人天庭之中带着一股浩然正气：“林欢，你不觉得我们在这个杂志社再这么磨下去等于白费力气吗？”
我搓了搓手，我讨厌别人和我讲反问句，这表示讲这反问句的人潜意识里觉着你必须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我又不得不同意汪然说的，我现在是在硕大的北京城里找不到向上爬的路而消磨着时间。
“我有一个想法。”他传销似的打了鸡血：“可以让我们俩都离开这里，但需要你的配合和同意。”
作者有话要说：泰坦——泰坦星就是土星的第六颗卫星——土卫六。其实很少有人用泰坦星来形容女性，不过今日忽然想到，觉得有些带感。就用了。啊，接着两日都用带感这个词。作者君词穷了，果然是肾亏了。。。。。
☆、没有御姐的日子里，我把猩猩当做你
汪然要和我做的事情很简单，甚至如果把谈话中那些那些“啊？”，“哦。”’，“咦？”，“你好坏。”，“但是坏得我好喜欢”等没有内容又容易引起遐想的词汇去掉，整个计划简单得只用一句话就能讲完。
那就是——炒假新闻。
别以为只有三线女星漏个乳首、退隐歌后怀个假孕、性向成疑巨星说句“我是异性恋，他也喜欢女孩子”就是炒作之殿堂产物，这些都是小儿科。真正能玩弄大众情绪于股掌之间的是政客，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排名第二顺位的记者。
在北京的初冬深夜，跟着一个男人上地铁换地铁出地铁，等公车上公车下公车，一路飞奔的赶往一座高架桥底，看似挺浪漫亲密，可近看就会发现我和汪然的眼里都写着“苦大仇深”四字。
“就这儿？”我站在一座写字楼下指着躲在高架桥的一个窝棚一样的地方，那儿稀稀落落的窝着三四十个外地民工，在他们前面无一例外的都有个小牌，上面写着“短工”、“按天收费”等字样。旁边还烧着一堆火，燃料则是工地上的废料之类的。
汪然点点头，用手比了个尺寸：“到时候你就混进去和这些农民工兄弟打成一片，而我就在这个角度拍三天，先找两人给你送个棉被，再找两人扮成城管抢你东西，一放微博“记者假扮进城务工人员，被不明城管殴打”，立刻火。”
“之后再祭出个独家新闻，可谁要啊。”我看了看这地理位置，确实偏冷。
“开玩笑！”汪然霸气外泄的揽住我的肩膀：“你哥哥我要是不找到下家，会玩儿这么一大招吗，有哥一份吃的，当然少不了你一嘴。”
我还是有些疑虑：“为嘛是我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呆着啊，你可以扮演一位为了娶心爱的寡妇而进城打工的英俊青年，搬砖的时候因为表现不够良好被包工头一脚踢成了阳痿，爱她又不能给她，宁可用高架桥下的苦行僧般的生活折磨自己。多有人性的故事，要不我在这儿给你拍？”
“要充分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在这种事情上，女的比男的好用！”汪然瞪了我一眼，讲得振振有词：“你到底干不干？”
干，当然干。
从来别人问我干不干的时候，我都很难拒绝说不干的。是的，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语双关。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于是我哥，我二大爷——汪洋同志为了打击报复我说他阳痿，给我设定了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物背景：在古老的村庄里，有一条小河。河边的一个小媳妇儿，她痴恋着进城打工的阿哥的肉体。因为阿哥经受不了城里发廊妹子的诱惑，狠狠的去信飞甩了小媳妇儿。小媳妇儿心如刀割却毅然决然的带了二十七块三毛八，到了一望无际的北京城，才到北京车站就弹尽粮绝，只好栖身于高架桥下。
我要讲这话有农民工相信，那他就是脑残。但是我要是真的讲出口，只能说明我自己是个脑残。
第二天，我背着一个很潮流的红白编织袋就上岗了。先花了十五元在高架桥下占了一个让偷拍的摄像机拍得更清楚的位置，然后我就开始。。。发呆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都很无聊。虽然他们天南地北的齐聚一堂，却拘谨的谁都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大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比我能想象中还残酷，这种残酷的长时间的折磨让他们选择了麻木的生活。沉默的吃饭，沉默的对看，沉默的在无法沉默时选择用睡觉来逃避。第一天夜里，我哆嗦着听到几声我听不明白的外乡语，是我旁边汉子的梦呓。内容大约还是悲苦，因为他讲的时候，每一句话的尾音都在叹息。
在这三天中，我一动不动的坐着，试图和人聊天也遭到拒绝。这让我很焦虑。现在被汪洋所偷拍出来的素材，如果进行完美的后期制作，送到戛纳说不定能感动好几批人，拿到大荧幕播出则会睡死一大群人。不能说现在的人就没有同情心，而是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