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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为身体称义引致的绝望
毕希纳搞清楚这一疑点后，自己的身体不知怎么的，有些发抖。 原来，毕希纳发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在思想冲突时把各自的人义论逻辑发挥到了极致，结果都撞见了魑魅魍魉的虚无。毕希纳好像自己撞见了这些虚无的魑魅，禁不住不寒而栗。 事情分别是这样的。 丹东最终发觉，自己为之辩护的自然性身体不过是一团肉身物质。这一发现令他绝望得要命： 我是个无神论者。物质永不消灭，这真是个该死的定理！我也是物质，真是太悲惨了！……虚无已经把自己杀死了，创造物就是它的致命伤，我们是从它的伤口流出的血滴，世界是坟墓，让它在里面腐烂。 本来，上帝从虚无中重新创造人的生命，用牺牲自己的生命将人的生命与虚无隔离开来。美好的生命，不是从这个世界本身的自然结构中生长初临的，而是上帝的牺牲从虚无中救护出来的。一旦上帝被认为应对世界本身的自然结构的无情无意负责，人的生命就重新跌入虚无的怀抱。在虚无怀抱中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幻想女郎，她的享乐不过是物质的幻影。这一发现使丹东对享乐的身体失去了信赖，要把自己的鼻子堵起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因跳舞太多已有了难闻的汗味。 罗伯斯庇尔对丹东已经不耐烦了，不愿再跟这个自己手掌中的死人坐在一起闻他的臭味。他对鞠斯特说，“明天就动手！不要把死前挣扎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他还批示不要公开审判，因为法庭辩论对人民民主的国家是危险的，“是对自由事业的罪恶性侵犯”。就在做出这一政治决定的这天夜里，罗伯斯庇尔发现，自己不惜牺牲他人的身体来推行道德加恐怖的民主专政，本来是为了救别人的身体（积极自由）；结果自己成了“鲜血淋漓的救世主，只知道把别人送上祭坛，不知道牺牲自己”。罗伯斯庇尔把自己与耶稣作了比较： 圣子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自己流血解救自己。圣子从痛苦中尝受欢乐，我要尝受的是刽子手的痛苦。我和他比起来，谁比我牺牲的精神更大？……真的，圣子耶稣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一次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却在客西马尼园里厮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解救别人。……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这天夜里，罗伯斯庇尔也撞见了虚无——另一种虚无。他已经差不多要疯了。罗伯斯庇尔与丹东撞见虚无的方式不同。丹东觉得上帝对这个世界实在多余，想要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撞见虚无；罗伯斯庇尔觉得过去的上帝无能，不能真的救人，便把老上帝驱走，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结果撞见虚无。他们在面对人的身体痛苦时，都想只靠人的身体力量（自然的适性或人的道义的适性）来克服痛苦的无意义，却忘了肉身本是赤裸裸的Physik，它的悲惨原来是由上帝通过自己的儿子的牺牲伸出的神义之手托住的。如今；这只神义之手被斩断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设想出不同的人义性的自由方案来承负身体偶在的悲惨；发现承负的只是一个最终会化为虚无的身体。 丹东不仅拒绝积极的人民公意的自由；也对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的正当性绝望了：基于个体的自然权利的享乐自由同样不堪辩护。“丹东之死”的真正死因，是他最终发现，罗伯斯庇尔与他自己的自由理念尽管不同，结局都一样：“世界是一团混乱。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丹东并不是比罗伯斯庇尔更为悲观，而是更为透彻，他懂得了人自身的欠缺，人义论根本靠不住： 我们缺少一种我也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可是既然这东西在五脏六腑里根本找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把肚子划破呢？ 看！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是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洒下这些眼泪的眼睛该是孕育着多么深的痛苦啊！ 这眼睛肯定不会是人的眼睛。 丹东清楚地知道，这只会是上帝的眼睛。可是，丹东同样清楚，上帝已经一去不回了，因为，启蒙革命家们早对上帝说，解救人世的痛苦不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自己的事。出于这样的认识，丹东看到了现代性的未来： 今天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用人的骨肉。这就是我们这一时代所受的诅咒，现在我的身体也要用进去了。
丹东之死与毕希纳的伤寒
毕希纳认为可以给这宗思想悬案下最终的结论了：丹东不是被罗伯斯庇尔害死的，而是丹东自己不想活了。事实上，丹东的同志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出逃计划，尽管这在人民警察管制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罗伯斯庇尔已经有过暗示，他会装作不知道。可是，丹东已对生命的自然在体的自然权利完全绝望，他觉得，“死在断头台也好，死于热病或者老朽也好，又有什么分别？”革命法庭要对他施以断头术；对他来说实在无所谓得很。他没有慷慨赴义感，因为已经不存在一个什么“义”——无论神之义还是人之义需要他的身体去就。所以，丹东觉得还是让罗伯斯庇尔斩头算了。丹东和门徒们一同临刑时，有的门徒——比如拉克罗阿还 有些执迷，颇有慷慨就义的样子，丹东最亲密的门徒亥劳调侃说：“他还把自己的臭尸体当作培植自由的施了大粪的温床呢！” 既然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而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一时是停不下来的，要谢绝丹东的死已经不可能，罗伯斯庇尔只好打起精神，将丹东送上断头台。 将丹东的临刑心态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刑心态加以对照，可以引发对现代人有益的联想。丹东的临刑心态既从容又脆弱，是典型的现代人的面死精神。苏格拉底临死前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耶稣临死前悲喊：“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丹东临死时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们的判处对我又有什么？我已经说过空虚不久将成为我的托身之所……生命对我是一个负担，谁要夺去，尽管让他夺去好了，我自己早就希望把它甩掉了。 尽管如此，丹东还是有些暗自贪恋身体的享乐，觉得死感仍然需要某种安慰。为什么不可以像庄子那样向死？甚至可以比庄子还潇洒些。最终，丹东打算临刑的心情要像刚同玛丽昂做过爱：“我要像走下一个普施雨露的女郎的床铺那样；而不是像离开忏悔椅子那样跟生命告别。” 这是丹东给自己的最后慰藉。 毕希纳写完这宗思想疑案的案情报告书后，精力耗尽，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本来他的身体很好（不然怎么能干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场偶然的伤寒。结果，二十四岁的毕希纳发高烧死了。其实，毕希纳死于一场内在的（思想上的）伤寒，一场因看到近代自然权利的自由伦理的底蕴而引发的伤寒。毕希纳要不是死得过于年轻，对个体或国家、自由或民主、革命或反革命再多说几句，马克思也许不会那么气粗；尼采不会�